宋代的党争，虽然出现于仁宗庆历新政时期，但是，它的祸根却是由宋初太祖、太宗确立的重文轻武、优待士大夫的国策埋下的。后来经过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被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引爆后，几经反转，且愈演愈烈，由新旧两党最初的政治争论发展到政治恶斗，再由政治恶斗演变升级为政治迫害，最终酿成了靖康之难的惨祸，可谓痛心疾首。

这要从宋初重文轻武、优待士大夫的这一国策，是如何一步步造成了北宋以积贫积弱为特点的社会危机说起。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北周政权。他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的惨痛现实，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别人步其后尘，篡夺了他赵家的天下，因此，奉行“文以靖国”的理念，特别制定了重文轻武、优待士大夫的国策。对于士大夫文官们，不但提高他们的薪俸待遇，使之达到了历代最高的标准，还在《太祖誓碑》中明确告诫子孙后代们“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

在以文代武，提高文官待遇的同时，赵匡胤又将军权都集中收归皇帝的手中。枢密院虽然有调兵的权力，但是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率军队的将领却没有调兵权，使他们互相牵制，最后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另外还实行“更戍法”，就是将军队轮流换防，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将帅在军队中形成个人势力。在军队的布防中，实行的是“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的原则，主要目的是防备部下作乱以及民众起义，而不是防止外敌入侵。

宋太祖赵匡胤制定的这一套重文轻武的国策，不但得到了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的很好贯彻，并且还更进一步进行了发扬光大。他一方面通过亲自书写御书钱“淳化元宝”、主持编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典籍，树立其维护文化传统、传播儒家学说道统的形象；另一方面开创了科举考试中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并大规模地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提高文官的薪俸，培养其在士大夫中的学统地位，以此将宋代崇文的风气推向了高潮。

宋太祖、宋太宗所定下的这一“祖宗之法”，更是被后世子孙奉为不可稍有逾越的雷池，而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其结果虽然繁荣了宋代的文化事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却废弛了宋代的武备，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宋朝在抵御外族入侵的历次战斗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割地赔款了事。

因为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宋朝就不得不用数量来弥补，因此而供养了一支数量庞大、素质低下的常备军。这些兵士的来源，经常是由灾民补充。这是因为朝廷怕灾区民众造反，赈灾的方式就是将青壮的灾民编入军队，以防他们作乱。这不但降低了军队的素质，而且更加加大了军费开支，这些军费最终又转化为愈来愈沉重的财政负担。因为，宋代优礼官僚阶层以及读书人，因此，占有大量土地的王室、官僚以及士大夫阶层，多数都享有特权，而不承担赋税及劳役。因此，这些负担最后都被转嫁给了贫苦的农民，造成贫富分化，而更加加剧了社会危机。

当时的政治家蔡襄就曾经指出：“是天下之物，五分养兵”。除了养兵之外，还要豢养王室、贵族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就造成了宋朝兵多、官多，军费和行政费用奇高无比的“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现象。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奠基，到了第三位皇帝真宗天禧（1017-1021）末年，国家的财政收支相抵之后，尚有余额；但是，到了第四位皇帝仁宗皇祐元年（1049）已有不足；而到了第五位皇帝英宗治平二年（1065）就已经亏空了157万多缗。两年后，等到第六位皇帝神宗即位的治平四年（1067），国库中留给他的账本，已经全靠发行纸币来填补亏空了。因此，神宗一继位，就迫不及待地推行王安石以理财为重点的熙宁变法。他希望以此摆脱财政困难，缓和社会危机，增加国防力量，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实际上，北宋内部因为“三冗”而导致的积贫积弱的困境；外部因为契丹、党项等游牧民族的崛起而构成的严重威胁，早在抗击西夏入侵的仁宗朝就已经表露无遗。

当时士大夫阶层内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觉悟者，面对这些严重的内忧外患，于庆历年间希望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来拯救国家。但是，因为官僚队伍中绝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已有的利益。因此，范仲淹试图通过整治吏治来摆脱危机的庆历新政，最终在官僚们的集体阻扰下夭折了。但是，这次改革却引发了改革派与保守派，即所谓新旧两党之间的论争，这实际上就是北宋党争最初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