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制宜”，指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临床治疗疾病须根据季节时令、地理环境以及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情况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
“三因制宜”理论源于《黄帝内经》，体现了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恒动观和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
在《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等著作中对“三因制宜”理论有较多体现和发挥，现对该理论浅述如下。
——【·因时制宜·】——
人与万物生于自然界，秉受天地之气，故自然界之四时气候对人体、药物、治疗均有一定影响。
1.药物采收
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言：“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
李氏对药物采收，亦十分重视季节时月，《本草纲目·序例》中专设“采药分六气岁物”及“药对岁物药品”2篇，主张“司岁备物”，遵循自然的阴阳气化规律采备药物，并引孔志约言：“春秋节变，感气殊功，……乖于采取，则物是而时非”（《神农本经名例》），认为药物之性存于气味，气味生成秉受于天地，不同季节时月对药物的疗效有不同影响。
药物得天地精华之气，气味淳厚则疗效较好；反之则气散而物性不纯：过早则禀气不足药性不全，过晚则禀气已衰而功效反降，故提出药物“节气有迟早，根苗异采收”之论。
《本草纲目》（以下简称《纲目》）中多处药物均注明采收时间及不同时间对用药的影响。
如桑叶“十月霜后，三分二分已落时，一分在者，名神仙叶，即采取”，一般认为此时桑叶经瑟瑟秋风，吸收深秋之精气，形厚片大，其力最厚，疗效最佳。
与其他医书有差异者，李氏则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临床体会说明理由。
如地黄，以往本草书皆认为二月、八月采收为宜，李氏则认为，“八月残叶犹在，叶中精气，未尽归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气已滋于叶”，不如“正月、九月采收殊好”，此时雨水较少，“又与蒸暴相宜”。
书中许多观点也得到了现代研究的证实，如将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作为艾叶的采收期，这与现代研究认为6月上旬（端午节前后）为艾叶采收的最佳期结论相符，此时花蕾将开，叶片生长茂盛，药性最强，艾叶中精油、总黄酮和鞣质含量达到最高峰。
2.四时用药
《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为天地之气阴阳和合而生，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天地四时的变化往往会对人体生理病理产生直接影响，四时用药亦当顺应时令。《纲目》中季节时令对治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治疗时机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即提出了治疗养生应注意季节气候的思想，《纲目》“卷五·井泉水”条下，载有华佗和徐嗣伯用冷水浇身治疗伏火的病例，其治疗时间均为冬令十一月，并评论说：伏火之证当治以“火郁发之”。
冬至一阳生，阳气在内；平旦亦阳气方盛时，浇以冷水，折之以寒，使热气郁遏至极，激发而汗解，为发之之意。为何不选在其他季节？“春月则阳气已泄，夏秋则阴气在内，故必于十一月至后，乃可行之。”
2.2用药气味
《纲目·序例》中专列“四时用药例”一节，并引《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必先岁气，勿伐天和”，提出一般疾病用药在升降浮沉上应顺应季节，在寒热温凉上则应逆时令用药。
春夏秋冬四季及长夏分别加入辛温、辛热、酸温、苦寒、甘苦辛温之药，以分别顺应春升、夏浮、秋降、冬沉、长夏化成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同时亦须防其太过，兼顾旺季之气被克之脏，春省酸增甘、夏省苦增辛、秋省辛增酸、冬省咸增苦、长夏省甘增咸，分别补养脾、肺、肝、心、肾，以体现“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精神。
如春季少阳始生，万物生发，而又冬寒未尽，故宜加用薄荷、荆芥之类辛温药物，以顺“春生”之性；同时注意“省酸增甘以养脾”，因酸味食物收敛固涩，过食则不利春天阳气的升发和肝气的疏泄，使肝气过旺，克伐脾胃；甘味食物入脾，滋补脾胃，在甘平或甘温之剂中增加辛温药物，则辛散甘养，补中有散，疏肝健脾，较为适宜。
2.3方药剂量
“黄芩”条下所录之“三黄丸”：“春三月，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七两。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黄连二两”，根据不同季节主气，方中三药（黄芩、大黄、黄连）剂量随之调整。
如夏季易湿热困脾，脾胃功能较弱，故攻下之大黄减量，而清热燥湿之芩连加量。
3因时辨脉
四时节令不同，人体气血运行与脏腑盛衰不同，故平人脉象上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之异。同一脉象在不同季节主病不同。
如《濒湖脉学》：“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浮脉多主表证，在秋季见之为无病，若是久病见浮多属阳气虚浮，则须加以重视。
又如“长脉属肝宜于春，短脉属肺宜于秋”，“短涩而浮秋喜见，三春为贼有邪干”，“脉来洪盛去还衰，满指滔滔应夏时。
若在春秋冬月分，升阳散火莫狐疑”，说明脉象春可见长，秋可见短涩浮，反之则为病；夏可见洪脉，他季见之当清热散火。
同一脉象不同季节见之亦预后不同，如“数脉为阳热可知，……肺病秋深却畏之”即是。
——【·因地制宜·】——
正如李氏在《纲目》中引《伤寒论·伤寒例》所言：“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居亦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不同，水土气候各异，药材质量、发病用药特点亦有差别。
1.道地药材
古代药学家早就注意到产地对药材质量和功效有较大影响。《纲目·序例上》引“唐本草”言：“动植形生，因方舛性；……，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动植物的分布本就有一定地域性，其成分与功效亦有一定差异；草木禀受天阳温煦、地精濡养而生，产地不同，气候、温湿度、日照时间、土壤成分有异，药物性质与疗效亦不同，即所谓“性从地变，质与物迁”（《卷五》是也。
故书中对每味药在“释名”、“集解”或“发明”中，均标明其产地，何处药效最佳。
如“薄荷……苏州所莳者，茎小而气芳，江西者稍粗，川蜀者更粗，入药以苏产为胜”(《卷十四》)，“当归……今陕、蜀、秦州、汶州诸处人多栽莳为货。
以秦归头圆尾多色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归，最胜他处”（《卷十三》），黄连“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良”（《卷十三》），与现今公认苏薄荷、秦当归、川黄连等为道地药材的观点一致。
李氏对不同产地的药材差异也有详细说明，言当归“川产者力刚而善攻，秦产者力柔而善补”，柴胡“北地所产者，亦如前胡而软，今人谓之北柴胡是也，入药亦良。南土所产者，……强硬不堪使用”（《卷十三》）。
类似者还有南北五味子、地黄、牛膝等。李氏博学多闻，研究涉及进口药材，如沉香：“占城不若真腊，真腊不若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卷三十四》）。
2.因地选药
地域不同，好发疾病不同，用药亦随之变化。
早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即注意到了患者地理方位不同治法也不同的现象，并论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居民的饮食、生理病理特点，李氏在《纲目》中也有论及，如《卷十四》提到南方常用荜拨、豆蔻，皆因“南地卑下，山岚烟瘴，饮啖酸咸，脾胃常多寒湿郁滞之病”，此类药物“辛热浮散”，故“南人爱其辛香”而常用之。
这种差异，除与人体质相关外，还与以下因素相关：其一，药材分布不同。如石南，“京洛、河北、河东、山东颇少，人故少用。湖南北、江东西、二浙甚多，故人多用”(《卷三十六》)。
其二，环境气候不同，药物性味功效有别。如《纲目·卷二十二》中言：“北面性温……；南面性热……，西边面性凉，皆地气使然也”、“北方气寒，粳性多凉……南方气热，粳性多温”。
其三，各地饮食习俗各异。如烧酒“纯阳……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卷二十五·洒》)，葫蒜“北方食肉面尤不可无”(《卷二十六·葫》)。
——【·因人制宜·】——
李氏重视辨证论治，对部分医生一方一病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言“人有贵贱少长，病当别论；病有新久虚实，理当别药。……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神农本经名例》)，认为临床辨治应重视患者体质。
1.用药选择
李氏常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来选择不同药物、炮制及配伍。
1.1方药分体质
李氏处方治疗十分重视患者体质，许多方药均注明其适用体质及人群，如以橘皮为主的二贤散，“丹溪变之为润下丸，用治痰气有效。
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卷三十·橘》)，“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补髓，通肾气，定喘促……此方惟火盛气壮之人服之相宜。
若气弱胃寒者，必不可饵也”。在天冬、黄柏、威灵仙、菘、茗条下亦有类似说明。体质不同，药材炮制配伍亦有不同。如芍药条下谓：“今人多生用，惟避中寒者以酒炒，入女人血药以醋炒”(《卷十四》)。
“地黄”下引王硕《易简方》云：“男子多阴虚，宜用熟地黄；女人多血热，宜用生地黄……生地黄能生津血，天门冬引入所生之处，熟地黄能补精血，用麦门冬引入所补之处”(《卷十六》)，并从功效及配伍方面进行了阐发。
1.2分科别用药
根据男女老幼生理病理特点不同，李氏在《本草纲目》卷三、四中专列遗精梦泄、妇人经水、带下、小儿初生诸病、惊痫等十余种男科、妇科、儿科疾病，按功效、主治疾病或症状编排，便于检索，对临床各科极具实用指导性。
妇科：除有月经病、胎前、产后等内容外，《纲目》第二卷“序例下”中还专列有“妊娠禁忌”72种，为孕期用药提供了指导。
儿科：针对小儿难于服药的特点，李氏多采用综合治疗，方法灵活多样，内外结合。内服药避免过苦过怪的药物，多用味道较为可口，易于吞咽，或药食两用的饮食疗法，使小儿乐于接受食用。如牛乳、姜汁治小儿热哕；以粳米煮粥，熟时入干柿末，再煮三、两沸，治小儿秋痢等。外治法则采用涂敷、洗浴、敷贴等多种方式，尤其注重前囟、脐中、窍道、五心等特殊部位的给药。
老年科：老人脏腑功能衰弱，气血不足，李氏主张慎用攻伐寒凉，重视补益元气，调理脾胃。因“脾乃元气之母”(《卷三十二·橘》)，“……大抵人年五十以后，其气消者多，长者少；降者多，升者少”，故治疗上除常用之参、芪类药外，喜用升麻、柴胡，认为“升麻引阳明清气上行，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卷十三·升麻》)。
2.剂量变化
患者体质是影响用药剂量的重要因素，《纲目·卷十二》“白术”下收录《濒湖集简方》治疗老小滑泻之方，由“白术半斤(黄土炒过)，山药四两(炒)”组成，方后注云“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人参三钱”。
在白矾、莨菪根、牵牛子、清风藤、瓜蒂等条目下也有类似量人加减使用的记载，多是一些治疗脾胃病，或有毒副作用的药物，亦证明李氏对此类药物使用十分谨慎。
其中《草部·第十七卷·附子》条下所载尤为精彩与透彻：“乌附毒药，非危病不用，……有人才服钱匕，即发燥不堪，而昔人补剂用为常药”，并引用身边病案，“体瘦而冷”的荆府都昌王、蕲州卫张百户、《医说》中“耽酒色”的赵知府常服附子、硫黄、鹿茸等药皆健康长寿，而“他人服一粒即为害”，认为“若此数人，皆其脏腑禀赋之偏，不可以常理概论”，以说明部分有毒药物治疗用量上，因体质不同个体差异极大。
3.脉象主病
脉象反映人体的气血盛衰及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体质；同样，人的体质对脉象亦有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以下几方面。
3.1不同体质，平脉不同如数脉
“浮沉表里分虚实，惟有儿童作吉看”，“小儿之脉，七至为平”，一般数脉主阳热，并可进一步区别寒热虚实；但于儿童见之，则为平脉。
又如沉脉，不同性别，偏重部位不同。体状诗言“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时如此号为平”，女子寸脉多沉，男子尺脉多沉。
因女性以血为用，血属阴易沉降，尺候下部，故尺脉多较寸脉有力；男子以阳气用事，阳易升浮，故寸脉较为有力。
3.2不同体质，同脉不同病如细脉
“细来累累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弱脉：“病后老弱见之顺，平人少年见之逆”。
久病老弱之人气血不足，见细脉、弱脉为脉证相符，故为顺证；若青年见之则为病脉。又如散脉，“产为生兆胎为堕，久病逢之不必医”，对孕妇、产妇及久病患者的主病、预后均不同。
——【·结语·】——
综上所述，李时珍在继承《内经》“三因制宜”理论及前贤医家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与体会，将其进一步扩展于植物学、药学、临床医学及脉学中，发展了三因制宜理论，体现了时间、空间、人体(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可为临床辨治和用药提供有益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