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中国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遭到残酷批斗、含冤去世。虽然“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其遭遇，却让人同情不起来。
本文将与大家共同探讨其中的原因。
一．非常有前途的历史学家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伯辰，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在浙江义乌。家庭经济状况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他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教颇严。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他到金华读中学。
吴晗在中学期间，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还学会了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有，总之，他虽然广读博览，但不是一个“乖孩子”。1925年中学毕业后，因家道衰落，吴晗只得在本村小学教书，以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
心高气傲的吴晗，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但在遇到胡适之前，他的求学之路异常坎坷。1927年他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然而刚刚读了一年，该校突然停办，他并不气馁，一年后来到上海，又考入了中国公学。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他即成为胡适的门生，不久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
吴晗虽然会写文章，且又精通明史，但数学不行，他在报考北大的时候，语文与英语都为满分，但是数学却为零分。按照当时大学的规定，凡是考试科目有不及格者，一律不得录取。他因此被北大拒之门外。
后经胡适极力推荐保举，吴晗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因为吴晗家境实在不好，胡适对他特别上心，主动帮他联系勤工俭学，改善他的生活；而吴晗也视胡适为恩师，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1930年，吴晗整理《佛国记》遇到了困难，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胡适，他写信给恩师：“我知道您很忙，但除了您我再也想不出还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收到信的胡适义不容辞，给了吴晗许多帮助。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1931年初，吴晗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他即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晗作为热血青年自然悲愤难平，他带着体弱的妻子袁震离开了北平，去了大后方。1937年，吴晗应西南联大之邀前往云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继续自己对明史的研究。逐渐成长为非常有前途的历史学家。
二．不擅长政治的书生，却偏要掺和政治
眼见当时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政府腐败，加上好友张荫麟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吴晗的思想开始转变，在妻子袁震的影响下，他彻底向左了。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
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他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原先是书生的吴晗，并不擅长政治，但他非要掺和政治，这成了他人生厄运的开始。
抗战胜利后，袁震得了重病，急需赴上海治疗，可吴晗没有钱，他只能求助于民盟的罗隆基。罗隆基帮助吴晗筹到了路费，袁震因此转危为安。应该说，胡适与罗隆基都对吴晗有恩，前者帮他完成学业，教他做人；后者解他燃眉之急，助他一臂之力。
可是，吴晗又是怎么报答他的恩人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吴晗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却忘了自己的恩师，也挥手告别了往日的朋友。批判胡适时，吴晗对外宣称：“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胡适对吴晗有再造之恩，吴晗却翻脸不认账，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学。
在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对着罗隆基破口大骂，似乎早就忘了当年的贤助之恩。可悲的书生变成了政客，该忘的早忘了。好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时，巧遇吴晗，他想与其握手，但吴晗为了划清界限，视而不见。
在此期间，吴晗表现地十分积极，上头转达什么，他便支持什么。建国后，吴晗担任北京副市长，随后主持了明十三陵的发掘工作，由于当时的技术落后，发掘工作毫无意义，反而损坏了很多文物。
拆北京城墙时，吴晗十分配合，还指责林徽因保守，不合时宜。林徽因此气极了，她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吴晗管不了这么多，他志得意满，一帆风顺。只不过，世事无常，吴晗没想到自己也会有倒霉的一天。
1965年，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于是乎，昔日清白的吴晗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等罪名。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吴晗全家遭到了灾顶之灾，他先被游街，再被关押，临死前大吐鲜血，头发全被拔光，连骨灰都下落不明，而他的妻子袁震则早在几个月前就被迫害致死。
1990年，在一次文学家的聚会上，当大家谈起了吴晗的事迹时，一向做学问的钱钟书不紧不慢地说道：“57年那会他整别人也挺狠。”那么，含冤去世的吴晗，虽然“文革”结束后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他的遭遇，却为何让人同情不起来呢？
当年胡适远走他乡前，感叹道：“吴晗可惜啊，他走错了路。”究其让人同情不起来的原因，是吴晗的确走错了路，他从政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抛却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背上了欺师灭祖、忘恩负义的名号，所以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总之，吴晗对历史学研究作出的贡献，值得人们敬佩与借鉴；但是他作为一名不懂政治的文人，选择弃文从政，而且因此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甚至忘恩负义的恶行，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并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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