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北京协和医院的毕业典礼上，这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厦门姑娘接过证书，成为首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白大褂穿在她纤瘦的身上，口袋里永远装着听诊器和小本子，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产妇的预产期和注意事项。第一次走进产房时，她没有像其他医生那样隔着手套操作，而是脱下手套，用温暖的手掌轻轻握住产妇颤抖的手：“别害怕，我陪着你。” 这句话，成了她五十四年从医生涯的注脚，让无数在剧痛中挣扎的女性，记住了这个声音里的温柔与坚定。
抗战时期，协和医院停办，她在东堂子胡同开了间小诊所。诊费低得几乎可以忽略，遇到穷人家的产妇，她常把自己的口粮塞进对方手里。有次接生一个脐带绕颈的婴儿，新生儿窒息发紫，她跪在产床上，嘴对嘴吸出婴儿呼吸道的黏液，直到孩子发出第一声啼哭。这样的 “冒险”，在她看来不过是医者的本能：“孩子的第一声哭，比什么都重要。” 那些年，她的诊所成了穷苦女性的庇护所，门口的石阶被产妇的脚步磨得发亮，而她的白大褂，总是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体温的温暖。
她的手，是见过最多新生命的手。五万多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人间，其中包括 1930 年出生的袁隆平。每次接生，她都要仔细记录孩子的体重、哭声，甚至会在病历本上画个小小的笑脸。遇到难产的产妇，她整夜守在床边，用毛巾一遍遍擦去对方额头的汗，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安慰。有人说，她的手是神奇的手，能化去生产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双手在无数个深夜被寒风吹得通红，在手术台上保持一个姿势直到麻木，却从未有过一次颤抖。
晚年病重，她躺在病床上仍惦记着病人。学生来探望，她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有几个产妇？有没有难产的？” 临终前一天，她还让护士拿来病历本，用颤抖的手写下对某个产妇的叮嘱，字迹歪歪扭扭，却比任何时候都认真。1983 年的春天，她在昏迷中听见护士说 “产妇要生了”，突然睁开眼睛：“快，推我去产房……” 这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带着未竟的牵挂。
她走后，人们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一叠泛黄的照片，每张照片背后都写着 “1952 年 3 月，张桂芳之子”“1965 年冬，李素兰之女”—— 那是她接生过的孩子，五万多个生命的起点，都被她小心珍藏。她的积蓄捐给了医院，遗体献给了医学研究，骨灰撒在鼓浪屿的海面上。每当海风掠过礁石，仿佛她又回到了那个小诊所，用温暖的手掌握住产妇的手，轻声说：“别怕，我在呢。”
如今的协和医院，依然流传着她的故事。年轻的医生们路过她的照片时，总会驻足片刻。照片里的她，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有母亲的慈爱，更有医者的执着。五万个婴儿的啼哭，半个世纪的坚守，让这个终身未婚的女性，成了千万人心中的 “林妈妈”。她用一生证明，医者的温柔，是比手术刀更锋利的力量，能划破病痛的黑暗，让新生命的曙光永远照耀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