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本期将继续讲述“飞虎队”诞生的历史……
凯道机场的生活环境除了幕僚人员的招募工作外,选择一个适当的基地供志愿队人员训练也是当时陈纳德的另外一项任务。由于当时昆明的巫家坝机场正值雨季，外加处于日本轰炸机打击范围内的原因，所以当时为陈纳德判断不适合使用。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委托威廉·鲍莱的弟弟艾德华·鲍莱跑一趟新加坡,向英国人提出在缅甸借用机场的相关事宜。
罗伯特·布鲁克一波范空军中将（图中正面握手者）在幕僚陪同下，视察志愿队使用的凯道飞行基地。
当时担任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的罗伯特·布鲁克-波范空军中将很爽快地同意了陈纳德的请求，决定把同古的凯道机场让给志愿队使用。布鲁克―波范中将这么决定的原因，首先在于凯道机场在夏天的环境本来就不适合英国人居住，其次则是他可以此作为条件，当日军向缅甸发动攻击时要求陈纳德的子弟兵留下来协助英国皇家空军作战。陈纳德于7月26日在柯尼的陪同下视察了这座机场，尽管他知道凯道机场的品质并不及格，但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也只好默默接受英国人的安排。
第一批志愿队人员在抵达仰光后，先被安排住进当地最豪华的海滨饭店，然后于第二天搭乘火车前往仰光以北175英里的同古。不过由于这批人在新加坡及仰光有恶行恶状的“前科”，所以后来英国人下令不许刚抵达仰光的志愿队成员在当地居住，因此从第二批人开始，只是在海滨饭店或者银色餐厅吃完一顿饭后,就直接被送上开往同古的列车了。根据希尔的回忆，为了防止雨季时大水淹没了铁轨，缅甸的铁路设计的都比其他地区的铁路要高”。火车的行驶速度当时极为缓慢，为每小时30英里，而且沿途还要停靠多个车站，所以根据詹姆士·霍华德的记录，当时他们是花了将近七个小时才抵达同古，到了凯道机场以后早就疲惫不堪。
如果这一批漂洋过海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到了同古就有好日子过的话,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全世界最原始的生活环境之一。在那个四周都为丛林所包围的环境里,他们不只要与炙热的天气作战，还会经常性地遭到当地的虫类骚扰。隆松斯基回忆道,在那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蜘蛛、蜈蚣与蝎子，睡觉的时候要先仔细检查自己的床铺,以免遭到这些虫子叮咬。晚上睡觉时每个人都必须要躲到蚊帐里面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跟随第二批志愿队成员抵达缅甸的霍华德回忆，当他刚刚抵达凯道机场的时候，就遭到比自己早到的地勤人员警告，告诉他晚上全亚洲的虫子都会聚集到他们的宿舍来，甚至就连喝汤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虫子掉到食物里面，所以要他做好心理准备，否则就干脆坐船调头回美国。这些虫子的出没防不胜防，无论志愿队的人员做多好的防护措施，最后许多人还是难以避免地感染了疟疾．登革热或者腹泻等疾病，让他们简直是苦不堪言。由于宿舍内没有厕所的缘故，他们许多人到野外的野战厕所“方便”之际，还要提防遭到毒蛇攻击，而且当地也没有热水供他们洗澡使用。
虽然凯道机场有包含作战室、诊疗所、跑道与机堡在内的相关设施，主要是由印度的柚木木材与竹子所建构而成，不过大多数的英国人只要夏天一到就会撤出这座机场，所以这群美国人在当地的生活是非常无聊的。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到同古单调的市场去购买各式各样的纪念品，或者欣赏电影，当地的戏院每个礼拜会播放三次来自好莱坞的二轮或者三轮电影;不然就是偶尔拿着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各式枪械，到丛林里面去猎杀包含老虎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
在艾德尔与艾索普两位幕僚人员的命令与要求下，所有在凯道机场的志愿队成员都必需要购买脚踏车，因为基地内有限的车辆只能够在公务时使用，而且他们也希望这些在豪华游轮上待了将近一个多月的志愿队成员能够好好锻炼身体。在凯道基地内有两座餐厅与两座酒吧，分别给飞行员与地勤人员使用，然而他们大多数的人对于当地的伙食安排都是极度厌恶的。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志愿队的成员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根据希尔的回忆,其实早从他们搭船到仰光的途中，就已经有许多志愿队的成员趁船只停靠在港口休息的时间“开小差”了，这一批人参加志愿队的原因根本上只是为了离开美国军方的管束而已。而当首批志愿队成员抵达凯道机场，目睹当地恶劣的生活环境时，马上就有五人向陈纳德递出了辞呈。当希尔跟着第三批志愿队进入基地时，已经有15人离开了美国志愿队，当时整座同古城只剩下85名美国人。无论是在陈纳德还是希尔看来，这些无法吃苦的人确实是越早离开越好，毕竟未来开战后日子只会更苦，所以志愿队只欢迎真正能够接受考验的人留下来。
除了生活环境的问题外，另外一个问题也让陈纳德十分担忧，那就是凯道机场的安全问题。由于当时日本人已经开始利用缅甸人痛恨英国殖民主义的情绪，来帮助自己收集情报的缘故，陈纳德处在一个相对而言敌视美国人的环境也是十分警惕的。不只许多在凯道基地外围活动的缅甸和尚可能是日本间谍，也由于这座机场启用初期没有布置警卫的缘故，很多缅甸人甚至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进入志愿队的作战室，让陈纳德非常愤怒。
直到最后英国人才同意派遣可靠的廓尔喀士兵带着弯刀进入机场担任保安工作后，这一类的问题才没有继续发生R。缅甸人亲日反英的行为，看在今天我们眼里也许匪夷所思，但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因素。首先是英国人对缅甸人的殖民统治，根本上就是血淋淋的压迫，出任第3中队军械士的查尔斯·拜斯敦回忆，有一位缅甸的小男孩不过偷了脚踏车，就被判了将近半年的劳役，这种处罚的方式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缅甸人岂有不痛恨之理。此外英国人根本也不把缅甸的防务当一回事，而是将保护的重点摆在印度，根本不管当地缅甸人的死活，这自然只会加速缅甸人更快的倒向日本的怀抱。
负责守护凯道飞行基地的廓尔喀佣兵。
对于这些缅甸人而言，英国人只是丑陋的殖民者,来这里帮助中国作战的志愿队也不是什么“正义使者”，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斗更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会在日本人打进来后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恐怕才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所以当战争爆发后,缅甸独立运动领袖翁山也组织了所谓的“缅甸独立军”响应日军“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与英军还有中国远征军作战。在1942年3月3日由蒋介石所发布的《指示国军入缅作战要领》中，也再三强调国军官兵必须要特别注意缅甸亲日人士的态度，尽量用宽大手腕感化之，而不是以武力加以镇压，以避免中缅两国于战后结下世仇。
“战斧”战斗机抵达缅甸准备装备美国志愿队的一百架P-40B战斗机，是分三批抵达仰光的,第一批于1941年1月份运出，5月份抵达，共有36架:第二批33架则于2月份运出，6月份抵达;最后一批31架则是3月份运出，7月份抵达。才刚抵达仰光，这一批“战斧”战斗机就遭到了折损，原来是第一架拆箱的“战斧”战斗机因为缺乏零件而无法升空,其机身只好被摆在一旁，一旦其他飞机发生故障时，便可运用这架飞机上的零件去修复。另外一架P-40B则是在从船上卸货时机翼整个掉到了海里，所以也同样的变成了其他飞机的“零件捐献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志愿队所实际接收的P-4OB战斗机数量从来没有超过99架。
停在凯道机场上的P-40B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都是在英国皇家空军位于仰光的明格拉顿机场 ,由中央飞机制造厂所聘用的印度籍劳工进行组装的，此外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王叔铭也率领一批中国空军地勤人员进驻仰光，协助中央飞机制造厂进行飞机的组装工作，这让当时在明格拉顿机场内组装“战斧”战斗机的相关人员数量高达130人。到了1941年6月12日，首架组装完成，机尾编号为P-8113的P-40B战斗机在中央飞机制造厂试飞人员布莱恩·格拉佛尔(Byron Glover)的驾驶下完成了处女航,这也意味着中国空军一支新的战力即将诞生。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还尚未决定“战斧”战斗机是否全部要转交给志愿队使用，于是中国空军在得知这批飞机组装完成后，派遣了第3大队的大队长罗英德少校率领一个19人代表团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DC-3客机抵达缅甸的腊戌，然后搭乘火车前往仰光视察P-40BR。
根据当时参加视察任务的飞行员高庆辰的回忆，中国政府派遣了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儿子顾德昌还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儿子熊安然两人，负责为中国的飞行员解说“战斧”战斗机的性能，好让罗英德决定中国空军是否应该要与志愿队一同换装这一批飞机。假若当时第3大队真的有意与陈纳德抢夺“战斧”战斗机，这毫无疑问会给美国志愿队有限的战力带来非常大的打击，不过根据另外一位飞行员乔无遏的回忆，罗英德等人在驾驶过这些飞机后,认为P-40B过于笨重,不适合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进行空中缠斗，所以决定不建议中国空军进行换装，这才让志愿队有办法保住所有的99架
“战斧”。
在仰光组装完成后，按照预定计划志愿队是要派遣飞行员前往明格拉顿机场将这些飞机分批飞回凯道基地的。不过由于志愿队成军初期人手不足的缘故，所以当志愿队辖下的三个中队成军时，凯道机场居然也才只有三架P-40B。幸运的是，当越来越多飞行员抵达同古后，这一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许多人都开始在格拉佛尔的指示下，学习如何顺着仰光到同古的铁路线，将飞机一架又一架的飞回凯道机场。
飞机的困难克服后，志愿队的幕僚群与地勤人员依旧忙着为志愿队找寻缺乏的重要配件。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人员的努力下，志愿队取得了两个中队的7.62毫米机枪子弹，然而由于志愿队有三个中队的缘故，最后的结果是第1中队的“战斧”必须要改装7.92毫米机枪。至于12.7毫米的M2机枪子弹则有英军在八莫与曼德勒基地内的大量库存，在取得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至于瞄准仪器与无线电等美国政府不愿意供应给志愿队的设备，陈纳德不是通过查尔斯·摩特等技术人员自行研发，就是通过购买民间设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根据在志愿队大队部担任无线电人员的罗伯特·M.史密斯回忆，这些RCA无线电的效能非常不佳，基本上每三架P-40B中只有一架的无线电是可以有效使用的，而且收放讯息的范围都非常短，甚至连地面警报网所使用的无线电都不如。
无论是人在美国的居里，还是佛莱曼、艾德尔、艾索普与戴维斯这些志愿队的幕僚，他们几乎把1941年后半年的时间都耗费在协助志愿队取得轮胎、副翼等零件还有其他物资的工作上。居里帮助陈纳德取得了四千磅的轮胎与副翼，并且将其分三批运离美国。第一批于11月25日在“银星”号( Silver Star)游轮的运送下出发，第二批则在12月3日由取得护照的艾尔伯特·巴姆勒亲自监督下运抵夏威夷，当时为了确保这批物资顺利地被送往仰光，还有六名美国陆军的军官被赶下了他们所搭乘的泛美航空客机。
PBY水上飞机
可惜的是，巴姆勒还是没有赶上加入美国志愿队，因为当他抵达威克岛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爆发，当时他冒险赶上了一架泛美航空的“飞剪”号客机，才避免自己遭到俘虏的命运，但这2300磅的轮胎与零件还是落入了日本占领军的手中”。最后一批物资则于12月7日离开旧金山。艾索普则说服了菲律宾的麦克阿瑟以三架PBY水上飞机，载运大量的轮胎进入仰光。由此可见若非这些幕僚人员如此辛苦地在美国本土与远东各地为志愿队寻求物资，飞虎队的故事也绝对不会有我们后来所听到的那般精彩。
除了找寻零件的幕僚人员外，志愿队的飞机能够顺利运作也还要感谢那些将无线电、瞄准仪器、机枪等重要设备装人P-40B，对发动机进行例行检查，或者进行机枪校靶任务的机工长、机械土还有执行其他工作的地勤人员。他们不仅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让每一架飞机都可以飞起来，还在困难的环境下，从无法修复的损毁飞机上拆除可用的零件来修复其他故障飞机，多次创造了空战历史上的奇迹。此外在缅甸的大热天里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隆松斯基表示当时在凯道机场的工作都是在早晨还有晚上进行的，因为下午的太阳实在是太热了，很多时候只要碰到飞机，皮肉就会被烧伤,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地勤人员当时的辛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