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李赤然曾经在榆林监狱中遭受极端酷刑，却坚不屈服。当时年仅十五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数十年里，他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在战场上他坚不可摧，关键时刻多次为革命的生死存亡献出了关键一击，直至新中国的建设与国防教育中继续奉献。在新中国建立后，他又是如何面对战后的冷遇，保持着那份纯粹的革命理念？李赤然的晚年生活是怎样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李赤然将军在其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深情地表达：“自我投身共产党起，我便将一切献给了革命事业，对于名利和高位从未有过追求。如果真要以我的资历和功绩争取，中将、上将军衔对我而言都非难事。但我所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这种追求是基于对共产主义者长期实践的信仰，而非一时之选。

李赤然1914年出生于陕西安定一个相对殷实的家庭，拥有两位哥哥和三位姐姐。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尽管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李赤然的家庭还算稳定。他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银匠，技艺精湛，使得他们家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并支持子女教育。

自幼聪慧且勤奋好学的李赤然在1925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在校期间，他学业出色，期间学校团组织成立了儿童团，李赤然被推选为首任团长。恰逢这时红军的一支由谢子长领导的学兵连驻扎在安定县，谢子长亲自为儿童团授课，还传授他们基本的斗争策略，并偶尔安排一些简单的任务。

通过与谢子长的多次接触，李赤然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这也促使他将谢视为自己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随着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革命者遭到残酷打击。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李赤然仍然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起初李赤然负责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后因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活动极为猖獗，为了保护身份，他曾暂时隐藏身份，担任学校教师。1933年6月，在一次组织欢迎红军的集会中，李赤然不幸被捕，并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敌人试图从他口中套取党的情报。尽管面临残酷折磨，李赤然坚守信念，未泄露任何信息，最终在组织的营救下重获自由。

由于身份已暴露，无法继续在敌占区活动，李赤然在谢子长的推荐下加入陕北红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担任连指导员。尽管未曾在正规军事学院学习过，李赤然通过实战积累经验，很快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他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迅速晋升，从一个简单的连指导员成长为红八十一师的政委，而当红二十七军成立时，李赤然更是被提拔为军政委，那时他年仅22岁。

1937年1月，他被选派至红军大学进行第二期学习，学成后担任了陕甘宁红军独立一师的政委。战争爆发后原红军改组为八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当时八路军的多个部队，包括第115师的炮兵和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的第718团和其他特种部队、第129师第385旅和第770团等部队，总计9000余人，均留守在陕甘宁边区。

在这一过程中，陕甘宁红军独立第一师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的特务营，李赤然因而留在了根据地。中央军委后续指令将独立第一师改编为警备第五团，原师长白志文转任团长，而李赤然则调任为团政委，实际上从军级政委降至团级政委，级别下降了两级。

李赤然将军指挥部队在黄河沿线进行了一系列顽强的防御作战。在他的坚决指挥下，部队多次成功阻挡了日伪军试图渡过黄河的企图。通过这些关键的战斗，李赤然在保卫延安及其周边地区的战略安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特别是在一次关键的战役中，日军试图通过黄河实施大规模渡河作战，企图分割解放区，威胁延安的安全。李赤然精心部署亲自监督前线部署，确保每一处防线都做到警觉备战，最终迫使敌军撤退，放弃了渡河计划。

在此后不久李赤然被调至晋察冀军区执行征兵任务。他展现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工作才华，仅仅一个月内就成功征集到1000多名新兵。晋察冀军区的司令聂荣臻对李赤然的工作大为赞赏，认为他在政治工作和兵员征集方面的才能十分罕见。聂荣臻因此向中央提议，建议让李赤然留在晋察冀军区担任九分区的司令兼政委，并紧急发出了两封电报，请求中央批准。

考虑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同样急需人才，中央并未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李赤然最终带着新征集的1000多名新兵返回，同时也带回了300多万元法币，大大缓解了延安的经济压力。

这次征兵和筹款任务之前，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已经私下里告诉李赤然，除了征兵外，还需筹集法币。他强调延安当时的困境，急需法币以购买药品和武器装备。李赤然深知任务的重要性，筹集到的300多万元法币远超预期，有效支持了延安的医疗和军事供应。

当肖劲光将这些法币带到延安时，周恩来总理对此资金来源表示极大的兴趣，连问几次这些钱是如何来的。得知是李赤然努力筹集的结果后，周恩来对他的能力赞不绝口，多次表达对李赤然的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工作能力和对革命的贡献极为出色。这一表扬对李赤然而言是对其职业生涯的极大肯定，也显示了他在党和军队中的崇高地位。

直至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李赤然才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骑兵第六师政委，并历任该军的副政委及政委，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在1955年的军队重组期间，防空部队升级为防空军，李赤然被选中准备担任新设立的防空军学院的政委，这一职位直接相当于大军区正职，因1957年空军与防空军的再合并，这一计划被迫取消。

1959年，李赤然被调任至空军第2军政委，开始适应高技术特性强的空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他迅速意识到，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政治工作的渗透，必须对工作重心进行明确，着力深化和细化工作内容。

到1962年，空军的领导层变动频繁。李赤然被调往沈阳空军政委，但这一任命很快发生变化，这让沈阳空军的高层感到困惑，因为此类快速变动在军中较为罕见。沈阳空军力争保留李赤然，但南京空军方面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他们指出，由于南京处于京沪宁三角地区，常受到蒋介石的骚扰，处于长期备战状态，因此急需能力强的领导干部来加强当地防御。

空军司令部在考虑了这些实际情况后，决定将李赤然调至南京空军担任政委。尽管上级已决定让余立金担任空军副政委，从而空出南空政委的职位，李赤然看似是理想的接替人选。然而由于余立金的空军副政委职位批复迟迟未下，李赤然只能先暂时担任副政委，这一暂时安排最终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1965年，随着军事领导层的再次调整，吴法宪接替刘亚楼成为司令员，余立金被正式任命为政委。此时李赤然本应上升为南空政委，然而这一职位最终由江腾蛟接替，导致李赤然的晋升再次被搁置。这种军中高层的频繁调整和政治互动，反映了当时军队内部对人才配置和战略需求的不断变化与适应。

在1969年的政治动荡中，李赤然作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因被错误地标记为“三反分子”及参与珍宝岛的冲突，不得不离开职位，被安置在西安。与许多被边缘化的老干部一样，他被迫居住在破败的雍村，每月仅有微薄的30元生活补助，面对生活的困顿。尽管环境艰苦，李赤然更重视精神上的宁静。

抵达西安后，当地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热情接待了他，并提供了生活上的基本支持。虽然可以忍受简陋的生活条件，李赤然及其家庭的住房问题还是未得解决。经过多方考量，李瑞山尝试安排他入住原属于杨成武将军的宽敞公馆。但李赤然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留在雍村，对革命委员会维修旧居的决定表示感谢。

随着时间推移，李赤然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省政府为他配备了专车和电话，以便他出行和联系。回到故乡瓦窑堡时，他与多年未见的亲友团聚，倍感温馨。生活中，许多人伸出援手，尽管他认为自己能够承受生活的艰难，但实际的困境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没有暖气的寒冬，生活异常艰苦。

好在他的老战友白占玉不仅安装了暖气和修理了锅炉，还定期送来煤炭，使他和妻子在雍村的八年中得以安暖过冬。其他如贺章、强伟等老战友也常常送来食物，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在西安的岁月里，李赤然始终保持着助人为乐的本性，无论是被派往工厂劳动的舒同、刘志丹夫人还是其他老红军，他都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写信证明，帮助他们恢复名誉和地位。

李赤然家中虽然物资匮乏，但他总是让来访的朋友们先吃饱，体现了他深厚的人情味和革命情怀。直到1978年，李赤然终于得到平反，他的名誉得以恢复，并获得了应有的待遇。

在1980年的春天，李赤然带着期盼重返南京军区空军，目的是为了解决积压已久的个人事务。这些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迁费用、多年未结的房租、未支付的工资，以及他和他的家人所受的名誉损害。

对于李赤然来说，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对一位老革命者应有的尊重和公正。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军区内的官员和同事，包括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都对这些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抛开繁忙的工作，主动帮助李赤然收集必要的文件和证据，清晰地列出了一份详尽的账单，并迅速提交了处理报告给司令部，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些年来积累的问题，减轻这位老战士的负担。

不幸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军区司令的反应。司令的态度显得非常冷淡迟迟不向空军总部上报情况，对于解决方案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复。他在一次公开的场合甚至抱怨说：“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

对于李赤然而言，这些待遇问题并非是最关心的；他经历过无数风雨，内心早已坚如磐石。他所追求的，只是基本的尊重和对自己及同志们在革命中遭受的苦难的公正认可。

1982年，他正式退休，开始享受他的晚年生活。2006年，这位老将军结束了自己光辉而坚定的一生，享年92岁，留给后人无数关于勇气、牺牲和奉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