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在中国北方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自称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代。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在华北地区也可谓妇孺皆知。可是，当我们翻开明清以来的官方史料，却没有关于大槐树移民的历史记载。它多见于民众口述的传说故事和记录家族谱系的谱牒中。

景大启

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最早从民国初年的景大启和刘子林等创修“古大槐树遗址”

和编撰《古大槐树志》等系列事件开始为人所知。

“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民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刘子林募集银两修建古大槐树碑亭等遗址，编纂《洪洞大槐树志》，这才让大槐树移民传说变得有迹可循。

原来，景大启在清末光绪年间在山东曹州府为官，在和当地百姓交往中听当地许多人讲自己祖上也是洪洞籍，感受到了众多大槐树后裔，对老家的深深眷恋和拳拳亲情，这使得景大启深为感动，便与同在山东为的官的洪洞老乡刘子林相商，准备筹建大槐树遗址，于是便在山东募集银两，寄回老家，动工兴建。

清朝灭亡后，景大启回到家乡，又与在河南多年为官的洪洞籍人士贺柏寿不谋而合，再募款项，致力于大槐树纪念设施建设。到民国三年时，古大槐树处碑亭、茶室、石经幢、长廊、牌坊等主要建筑相继告竣，是为大槐树景区的雏形。

景大启先生广泛收集资料，将移民有史以来，骚人墨客、文人雅士吟咏大槐树、颂唱明代移民史实的诗词歌赋，结集编撰为《古大槐树志》。

《题洪洞大槐树》--阎永仁

问我始祖来何处，晋南洪洞大槐树。

槐树荫泽极广覃，北平山右及河南。

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北方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为明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

“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

山西境内，大的战乱很少波及，自然灾害少。山西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邻省的难民纷纷流入山西，使山西人口暴增。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四人，是河南、河北两省人口的总和。”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居首位，而洪洞县是山西省人口大县。为了巩固统治，恢复农业生产，决定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由此开始了明朝洪洞大移民的序幕。

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的地区遍及山西51县和全国十余个省市，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省是移民主要聚集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的仅此一例。这次移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巩固了明朝封建王朝的统治，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十年（1921）阎锡山的军师赵戴文在为《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所作的序言中感叹大槐树移迁出人口分布之广，但同时又对其“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深感遗憾：

“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以为明洪武、永乐间朝廷布救偏弊，屡移户口繁盛之民以实烟云空稀之土，先总萃于槐下，然后始行分迁，故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山西移民在民间族谱资料中反映得更为明显：

（一）延津县申氏申如贠《申氏族谱引》：“家传吾始祖原籍晋之洪洞也，国初本文，迁籍于延津……”［6］

（二）新乡张氏张缙彦撰《先考别驾公行述》：“先世家庐太行洪洞下，文皇帝时，移右族以实河朔，有得山公者，择新中之宋佛居焉。 ”

（三）新乡田氏田芸生撰《本支宗谱序》：“明永乐三年，迁山西洪洞民实河北，吾田氏自此迁于新。 ”（卷 3,《艺文·谱叙》）

（四）新乡张氏田芸生代撰《张 氏 族 谱 序》：“吾新自元末兵燹 后，遗 黎 仅 七 族 耳，明 初迁山西洪洞民实河北， 故迁居吾新者多洪洞籍。 而张八寨之始祖张八， 亦东迁之一也。 乃独能以名其寨……”

（五）辉县齐氏齐永璋撰《齐氏族宗谱世系原引》：“乾隆四年乙未元旦，族人咸集拜扫祖茔。 我祖曾祖名阜，讳大有者，问于族间老人云：祖茔四五亩大，又旁列六七，所何今合族丁不满百耶？ 老人曰：历代相传言说，原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自明初迁于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东北四十里许西阳邑村。 ”

（六）辉县勾氏勾善书《创修族谱序》：“我始祖昆弟两人，明时由山西洪洞一籍，于辉邑候兆川之南村一籍，于新村至今五百年矣。 ”

在地方族谱资料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移民的迁出地选定为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有的地方宗族则更为具体，直接指明其祖先迁出地为洪洞县之大槐树。在整个北方地区凡其祖先在明初从山西迁民者大多言其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入现居处。 然而， 这些族谱资料的真伪性到底如何， 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解读问题。

以河南河北为例，各个宗族是在明初重新构建起来的，构建宗族最主要的行为便是修撰族谱， 而修撰族谱所不能回避的便是记载本族族源、 追述本族祖先的历史。

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其构建宗族行为产生较早，很多缙绅宗族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经有了修纂族谱等构建宗族的行为，由于当时与本族追述祖先相隔时间较短，因而获得本族祖先来历等较为详细的讯息相对容易。 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其构建自己宗族多是在清代中后期，这时距离本族祖先活动的时段已经过去十几世、几百年的时间，若无特殊情况，要想详细获得祖先的讯息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些人要构建自己祖先的历史，就需要依据多方面的途径。

在明末至清初的一段时间内，河南河北宗族构建自己祖先历史时，还未刻意提及洪洞字样。直至清朝中后期，当地构建祖宗活动渐兴，普通民众也开始修撰族谱。 他们在追述始祖时，由于年代久远，缺乏依据，可以想见其面临着怎样的宗族文化困境。

以新乡田氏为例，族谱序文虽言称其祖源于山西洪洞，但在《谱序》中他也谈道：“吾田氏自此（指明初）迁于新，时世乱田荒，来者皆力农，世世相承……迄清乾隆六年，处士印昌公，卜兆于城南马家营西，是为老茔之始祖，自此以下有三世无碑碣之可寻，无谱牒之可纪……芸所知者，仅自高祖始，而同族繁衍，散处四方，皆无谱牒。 ”

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其祖先是明初由洪洞迁移至新乡，但此后田氏后人世世务农，直到乾隆时期才以当时的印昌公为始祖，在此之前并无谱牒。 因此，从田芸生的叙述中，找不到将其祖先定为明初有洪洞迁至新乡的依据，其将祖先定为洪洞移民，很可能是人云亦云。族谱作者田芸生是清光绪壬午举人，曾任知县、道尹等官职，可以算得上是新乡当地的文化精英。 他在叙述本族祖先时尚且采取从众策略，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采取人云亦云的从众说法，是再普遍不过了。

族谱的重修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该现象就是早期族谱对始祖的信息记述普遍模糊，后世重修的家谱反而越来越具体。以材料六为例，

辉县勾氏族人勾善书《创修族谱序》中仅言称，其祖昆弟二人，明时由山西洪洞迁于辉县。 并且在谱序当中明明写到了：“勾姓迁至晋，五世以上无名可考，迁之年纪亦未详。”但到了 1994年再序族谱时，在《家谱前言》中却记载道：“按照祖辈口传‘始祖昆弟二人，由明代来自洪洞老槐树底下’，系 1389 年，即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奉诏徙卫辉直隶辉县。 始昆居新村，迄今上下六百零五年许。”这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在重修谱牒时，勾氏祖先移民辉县的准确时间是如何得来的？

谱牒中记载的所谓言之凿凿的洪洞迁民之事，事实上有很多的疑点和矛盾之处。我们考察谱牒关于洪洞移民的记载，目的并不是为了判断谱牒的真实性，而是希望通过对此问题的考察，来发现隐藏在谱牒记载背后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族谱的编撰者如此热衷将自己祖先设定为是山西洪洞移民而来？ 为什么当地的民众如此深信自己就是山西洪洞移民的后裔？ 为什么选择了山西洪洞？ 如此等等...

在河南河北家族谱牒，关于祖先来历的论述中，有相当数量的宗族都强调其祖先是奉诏而来，显然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体现了山西移民的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还和现实利益息息相关。宗族之所以要强调其祖先乃是奉诏迁至当地，也正是想要强调该族合法的获得在该地的入住权与国家的认同。由于明初的移民完全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所迁移至当地的民众多数是以民屯的形式在当地得以定居，并且编入户籍，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

这一点对于这些移民及其后代来说至关重要。 对当地宗族而言，只有获得了定居的合法性与身份的正统性，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乡村控制与实施对当地资源的合法占有，这正是该族在当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据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纂者所列举的获嘉县宗族祖先来源记载，明初获嘉土著仅仅 11族，与其相比，外地移民至获嘉的达 95 族，其中自山西迁来的就有 71 族。 在山西迁来的宗族中，绝大多数声言是由山西洪洞迁至获嘉，可见当时移民宗族数量大大超过了获嘉土著数量。 这也正与获嘉万历年间地方志中的记载 “城社未立，户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卷 5,《官师志·宦绩》）颇为吻合。

民国《获嘉县志》的纂者，对获嘉境内宗族多自称是从山西洪洞迁来作出了解释：

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 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迁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 播窜流离， 族谱俱附兵燹。 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

《获嘉县志》的作者认为，到清中叶之后，在当地民众编纂族谱时，由于年代久远、兵燹等缘由，其祖先历史皆不可考，故当地民众相互比附，而大多数言称从山西洪洞迁至获嘉。

明初山西移民是明朝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动，移民获得了在迁入地登记入籍的权利，使得移民获得了合法的入住权， 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田地、占有资源。 此外，先迁入的移民，在开发荒田、占有乡村资源方面也具有极大的优势。

而与此相比，那些从明朝中后期以及清代迁入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流民、军户以及囚徒的身份迁入。 尽管他们仍是依靠官府的政策得以在迁入地附籍定居，但同明初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相比， 其身份仍逊色不少。

若干年后，这些移民的后代，在开始修纂族谱、构建祖先历史的时候，有相当部分宗族或许确是因为年代久远，毫无祖先的讯息，或许也有部分宗族是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历。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移民的后裔，要在当地生存并希望生存得更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为了获得国家正统身份认同，与“无籍之徒”甚至囚徒身份划清界限，从而合法地占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同时为了拉近与同村中山西移民宗族感情，以便依靠同乡关系以维护自己在乡村中的利益，综合这些考虑，他们完全可能采取趋利避害的策略，将自己祖先比附于明初自山西洪洞移民而来。

而在清末至民国时期， 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成为北方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的最后积淀物，并且愈来愈鲜明，流行于北方各地，成为移民们乡恋的寄托和永远依恋的精神家园，也成为了北方移民宗族构建祖先历史采用最普遍的范本。 至此，洪洞大槐树成为了北方宗族的精神家园与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