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沈允，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古人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出生于安徽无为县的一个偏远小乡村，小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再加上家庭条件拮据，我小学（五年）、初中（两年），每天都是背着一个旧布包，步行上、下学。我那双穿着草鞋的脚，是一遍又一遍地丈量着，从家到学校的路。

到了高中（当时是两年制），因为离家较远（高中在公社，离我们村大概有八公里的路程），我只能选择住校（这也是当时许多农村学生的唯一选择）。但因为家里条件拮据，我是家里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年迈的奶奶身体也不好，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开销，全靠父亲和母亲挣工分（在当时，像我父亲干一天活，挣满10工分，大概是0.35元）。

因此，虽然我一直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夏天住校没钱买蚊帐，冬天住校只有一双薄旧棉被，但我的心里，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我，要是想改变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只能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我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但在当时，已经不能直接考大学（想上大学，全靠推荐）。因此，1976年11月底，高中毕业，年满十八岁的我，在得知部队来到我们公社征兵的消息后，就立马就跑到大队，找到民兵连长报了名（在当时，可以说，当兵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报完名后，经过征兵体检、社会调查、家访、发放入伍通知书、领取新军装后，1976年12月21日，我们家乡县城的一百多名新兵，就在接兵干部们的带领下，坐上绿皮火车，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

我们这批兵，是到达部队最早的新兵（虽然1976年12月23日，我们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7年兵）。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批全国各地的兵，直到1976年12月28日，我们新兵连全体新兵才到齐。就这样，踩着1976年的尾巴，我们这批新兵，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七十年代在部队，战士们有洗漱“六件套”（脸盆、毛巾、牙缸、牙刷、牙膏和肥皂），这其中，只有两样是发的（牙缸和毛巾），其它的四样，都需要自己用津贴到服务社购买（当兵第一年，每月津贴6元）。当时，牙膏是0.3元一支、牙刷0.1元一个、肥皂0.25元一块、信封0.01元、邮票0.08元。

到新兵连后，我们所有新兵都发了两条毛巾（第一年发两条，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发一条）。但有不少新兵（也包括我），看着那白净的毛巾，都舍不得用。基本上都是一条一直用，节约下来的毛巾，或缝在被头上，或捆扎在枕头上当枕巾。但一条毛巾一直用，难免会变黄、变粘，而且很不好洗。

这该怎么办，还是老兵有经验。记得在新兵连时，我们老兵班长，笑着告诉了我们一个洗毛巾的办法。那就是找一个晴天，先用肥皂（洗衣粉更好）把毛巾搓揉，搓出肥皂泡，然后不要加水，直接挂在太阳底下晒，晒干后再用水一漂洗，毛巾顿时变得雪白，还带着香味儿。而这个方法，也一直伴随着我十二年的军旅生涯。

得益于我高中毕业（当时在部队，高中毕业属于高文化兵），再加上字写的还不错（现在看来，字写的也很一般，但在当时，在连里一半新兵都不会写字的情况下，我的字确实还算不错），在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就跟着连长（姓吴，也是通信一连的连长，对我很好），去到了他所在的一连。

到了一连，在一排二班（一排一班是女兵班）锻炼三个月后，1977年7月初，我就直接被调到连部，担任一连文书。一个新兵，能在刚下连队三个月，就当文书，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当时的我，心里也明白，这是连长对我的信任。所以，在那一刻，我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踏实努力，认真工作，不辜负连长的期待。

得益于从小养成的“肯吃苦、不怕累”的性格，在文书的岗位上，我多次得到了连长和指导员的夸奖和表扬，并且，在1979年3月，当兵刚满两年时，我就成了连里的“提干苗子”。可以说，只要继续踏实勤奋、努力认真，我能成功提干，留在部队的希望很大。可就在我踌躇满志、摩拳擦掌地准备继续努力时，1979年5月，传来了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消息。

刚开始听到消息时，我心里还不以为然，想着怎么可能不从战士中提干。但没过多久，我们指导员，在一天晚点名时，就向全连战士，传达了上级的命令：以后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想提干，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军校。当时听指导员说完话的我，心里真是犹如晴天霹雳，晚点名结束后，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宿舍的。那之后的几天，我每天也都是情绪低落、无精打采。

因为是文书，每天在连长和指导员身边工作，情绪一有变化，他们都心知肚明。所以，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指导员就来找我谈了心。昏暗的路灯下，我和指导员并肩而坐。见我情绪低落，指导员也没有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小沈，这次命令来的很突然，我和连长也没有办法，可惜了你和一班长（姓田，是女兵班的班长，我们两个，当时是连里的提干苗子）。但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当兵前是高中毕业，有基础，可以试试明年的军校考试。”

听指导员说完，我眼睛一亮，是啊，就算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了，也可以考军校。见我情绪有了变化，指导员接着说，“我问了教导员，明年七月的军校考试，初中以上学历都能报名。我跟连长也商量过了，就让你跟小田牵头，看连里还有谁要报名，你们一起复习备考。”

听指导员说完话，我的脑海中，也不自觉地浮现了一班长的身影（姓田，名叫田晓雁，也是高中毕业，1976年二月入伍，比我大一岁）。一班长虽然是女兵，但平时无论是工作，还是训练，方方面面都一点不比男兵差，办起事来，也是雷厉风行。就这样，在第二天傍晚，吃完晚饭后，我就找到一班长，跟她商量备考军校的事。

虽然连里考军校名额没有限制，但要求初中以上学历，因此，这还是让不少战士望而却步。再加上，当时城市兵退伍回家后，可以安排工作，他们对提干留在部队，也不是很上心。因此，到最后，我们一连准备明年考军校的，也只有我跟一班长两个人。只有想法不行，确定下来后，1980年的春节刚过，我俩在每天的工作之余（也就是晚上），就开始认真的复习起来。

虽说我俩都是高中毕业，但毕竟三年没看书了，刚开始复习时，也很是吃力。本来，我是男生，数学应该好，一班长是女生，语文应该好。可没想到，我俩是恰恰相反，我字写的好，写起作文来，也是行云似水，可数学不行，一遇到复杂的计算，我就没了思路。而一班长，则是数学很好，语文不行，那作文常常是半天写不出来一个字。但慢慢的，我俩在互相帮助下，学习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在每天一起备考学习的过程中，我慢慢也发现，一班长跟我听说的不一样，她虽然家庭很好（一班长的父亲是地方的一位大领导），但仍然踏实、努力、勤奋、坚持，甚至到临近考试前，她各科的学习，也都超过了我。当时的我，也是打心底的认为，一班长考上军校的可能性，比我大。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自习室里，学习之余，我俩聊了起来，聊到马上要到来的考试时，一班长看着我，笑着说，“希望咱俩都能考上，要是还能考到一个学校，就好了。”当时的我，因为年轻懵懂，也没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只想着是战友，有个照应。但等几年后，我反应过来时，已是时过境迁。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时间转眼来到了1980年7月初，已临近考试。可临近考试，我却发现，一班长的状态有些不好，在学习时，常常看着窗外发呆，情绪也有些低落。我担心这种状态会影响她考试，于是，一天晚上在学习时，我对她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一定要调整好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一句老话说得好，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记得当时，一班长在听了我的话后，忽然含着眼泪看着我，然后机械地笑了笑。

就这样，我跟一班长如期参加了1980年的军校考试。因为有高中毕业的基础，再加上复习备考比较充分，我对那次考试很有信心，基本上每科都是提前二十分钟答完题。当时的我，心里也想着，一班长平时复习就比我好，考试肯定也没有问题。但考完试后，我就没见到一班长一次，最后，还是听连长说，一班长考完试，就请假回家探亲了。说到此，我们连长脸上还露出了惋惜的神色。

二十天后，考试成绩出来了，可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的成绩跟预想的一样，成功考上了军校，可一班长却发挥失常，离录取线足足差了十分。当时的我，看着纸上写的成绩，有些怅然若失，心里也为一班长感到惋惜。可当时，一班长回家探亲还没有回来。后来，一个月后，直到我离开连队，去上军校时，还是没有见到一班长的身影。

到了军校后，每天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充实，慢慢地，我也淡忘了一班长。只是，偶尔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时，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浮现一班长的样子。本来，她考上军校肯定没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发挥失常。想到此，我在心底，也重重地叹了口气。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我就在军校学习了一年。1981年7月，学校放了假，大家都准备趁这个机会，回家看看。当时的我，也准备回家，但在回家前，我还是想回老连队看看，看看一班长，问她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身穿新军装，拎着挎包的我，又回到了老一连。到了一连，战友们看到我都很高兴，拉着我是嘘寒问暖。

在跟战友们一番寒暄后，我去连部找到了连长，想问问一班长的近况。可没想到，听了我的询问，连长叹着气说，“小田这孩子，可真是苦了她了。本来，去年你俩考上军校都没有问题。可就在考试前，她家里来了信，说她父亲受到牵连（情况比较严重），母亲没有经受住打击，也一病不起，家里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没人照顾。所以没办法，早在今年3月，小田就退伍回家了。”

听连长说完话，我脑海中又不自觉地浮现了一班长的身影，真是命运弄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