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斛泉（1808—1904），字齐玉，号清轩，湖广兴国州（今阳新县）人，1833年，在太尉山结茅，课徒自给。1850年后，历任汉阳崇正书院、省勺庭书院、上海龙门书院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校理，兴国州叠山书院院长。先后受领国子监学张衔、国子监博士衔及五品卿、国子监司业衔。晚清时期，兴国州城尽人皆呼“理学先生”的万斛泉，是一位闻名于朝野的布衣宿学。
万斛泉先生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八月二十四日，本名永致，字齐玉，号清轩，州城下厢 （宣化坊，今属阳新县兴国镇）人。少时家境贫寒，读书勤奋，好钻程朱之学，养成循理守常、砥砺廉隅、取与不苟、为人方正之品格；长成后安贫乐道，不欲仕途，笃守程朱，敦习孝友，以教书研学终其一生。先生授业生涯所历道咸同光四朝，当值理学复兴之际。因于程朱学问方面造诣高深而跻身湖北理学名儒，为世人瞩目和朝廷器重，先后应邀主讲于湖北、上海、江苏等多所官学书院，并由朝廷赏赐七品顶戴，加国子监学正、博士衔，再加五品卿司业衔。其学行于业内被引为楷模，百家效法；其品行则历为世人敬重，有口皆碑。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八日，先生在州城叠山书院不治而终，时年96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万先生本一塾师，自25岁起教了69年书，先教私塾23年，后又以“征士”（征聘的隐士）身份在几个书院担任理学主讲46年，其间还担任书院典籍校理两三年。
清道光三年（1833），为父尽孝的万清轩留在了州城，于太尉山结庐开塾馆，时称“尉山草堂”，开始课徒自给，矢志教育。道光十二年后，转授业于张氏两铭书屋，至39岁。此间，他开始接触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涣然知正学之门户……遂笃信谨守，奋志求道”。
道光三十年（1850），受湖北学使龙启瑞之聘，42岁的万先生出任汉阳崇正书院主讲，又主黄州、武昌讲席。咸丰三年（1853）返州，在叠山祠设帐授徒，时州训导张宝镒、绅士易文蔚捐资修复叠山书院已六年。未久，又应山西之聘赴运城主河东书院。同治元年（1862）春，再应省聘赴武昌主讲勺庭书院。同治五年，由湖北巡抚胡林翼荐举，应聘上海龙门书院主讲。同治九年，应江苏按察使应宝时之邀，赴苏州担任紫阳书院校理。同治十年，乡贤陈光亨谐生员陈宝善等筹资重建毁于战乱的叠山书院。光绪六年（1880），72岁的万先生回州担任书院山长兼主讲，直至去世。
万先生深明“文以载道，道以化人”之理，以崇尚、恪守和宣扬程朱理学核心内容“端士学，厚风化”为其教育宗旨。他的教义以《朱子小学》和《近思录》为宗，选《朱子大全》《张扬园集》《朱子礼仪经传通解》等为主要教材。为达到教学效果，还将《朱子童蒙须知》编成五字诀，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译成简要教义。在教学上除了力求“言论正而不偏，教思老而弥笃”之外，还注重把言教和身教结合起来，一以贯之，诲人不倦。
万先生每到一处书院讲学，都要订立条理清晰的教学规章和程式，“严其课程，宽其岁月”，讲究“循循善诱”，“功修次序毫不可紊”，致力于将朱子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法则落到实处，以利于养成好的学习心性，而不至于懈怠、荒废学业。在龙门书院讲学时，“每午师生会堂上，请益考课，寒暑无间，诵读之外，终日不闻人声。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时，莫敢逾期不归”，可见其教风谨严。在崇正书院条约中，他提出书院藏书“宜切遵程氏《读书分年日程》所载，并国朝所定经史性理治道制度等书”。在离开紫阳书院两年后，仍与诸生通过书信往来切磋程氏读书法的“为学之功”。联系到他在一些序跋书札中多次提到早年的教与学多多获益于程氏之法，又推己及人，亦可见遵循和笃守这一法式已是他教学实践中最为成功、最为宝贵的经验之一。
他还认为无学风则无学者，非常注重学风的培养，推崇“教者以身心性命为教，学者以身心性命而学”之教学互动，倡导“宗朱子之学，溯孔孟之源，而信而从之，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切己以体之，竭立以勉之”之学习方法，并要求学生“知行合一，学用一致”，“躬行实践”，“勿徒迁利争名，为流之归”。
万先生一生课徒数以千计。在其教导和影响下，弟子多有“圭璧之彦，舟楫之才”，其中不乏“廉隅自励，不入公门”者。其高足宋鼎、邹金粟学成后，继续留在尉山草堂读书讲道多年，并与他一并名标湖北理学名士。乡贤张友松年轻时，曾从先生负笈游学八年，深得宋儒性理之学熏陶，有人说他的为人处世“俨然万先生第二”。与石瑛义结金兰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年少时好使性嬉斗，读书屡试不第,后慕万先生之名往拜求教，学业始有长进，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应黄州院试，考取秀才第一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朝鲜国学者左海成、均世儒、徐相默携弟子边尚玉不远万里，慕名来州拜访求教，月余方去，足见万先生学问之声名遐迩。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万斛泉虽一布衣，就其敦品励学的一生来说，还算顺风顺水，而且于朝于野德高望重。这不仅因为他所崇尚的程朱理学是当朝惟一的正学、显学，而且还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当“同治中兴”与理学复兴相互依托、相互作用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算顺应了天时。
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因为崇尚“以礼义治国，以诚信养心，以自律求同志”的理想道德标准，符合统治阶级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辟异端的政治要求，自元代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清代中期，随着汉学（考据学）的兴起，理学曾被冷落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间酝酿复兴。因为“康乾盛世”风光不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到了咸丰年间，清王朝已内外交困，尤其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腐朽的封建统治根基在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中开始动摇。当起义者用拜上帝教来抵制正统观念时，统治者更加重视“明正学”以“辟邪说”，试图通过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来挽救人心。
当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时，清廷不得不起用以湘军首领为代表的大批理学重臣；从朝廷到地方的许多要员，如曾国藩、倭仁、吴廷栋、李棠阶、李鸿藻、杨岳斌、左宗棠、李续宜、沈葆桢、郭嵩焘、曾国荃、罗泽南、胡林翼等都有理学背景，并形成显赫一时的理学经世派及清流派。正是这些人，呼朋引类，推波助澜，同时祭出武、文两个方面的“卫道”大旗，在士林中享有很高声望，亦令朝野理学士人活跃一时。在程朱理学昌明的咸同光时期，仅湖北较为出名的“理学真儒”就有洪汝奎、万斛泉、宋鼎、邹金栗、冯礼藩、黄嗣东……
这一时期，清朝的“文治”主要是“倡正学”，在恢复科举书院、创办书局、整肃封建文化秩序的同时，不遗余力地笼络人才，包括举隐逸，所谓“得才士百，不如得醇士一”。这是因为当时的八股之士、考据之徒多不堪任用，而面临灭顶之灾的封建王朝迫切需要一大批读诗书、明义理、效忠王朝的人才来挽救治统和道统的危机。然而，象万斛泉这样终身不仕的布衣学者，在当时却如凤毛麟角。
万先生一生志趣高远，洁身自好，视富贵如浮云，弃利禄如敝屣。他终身不入考场，不屑仕途，不求闻达，但求隐身处士，教授门里，立足乡学。武昌府要授予他秀才，不受；巡抚李勇毅要荐举他出任县令，不从；曾国藩几次派人登门拜访，请他做官，不出；最后总督涂宗瀛力促其出山，被他以年老为由婉拒，所赠数百银两亦被固辞。他的一首唱酬很有意思：“君反湓水侧，我归雉水头。两水虽异源，共入大江流。江流亦何永，川流殊不息。汪洋指东海，各努奔赴力”（《送友人还瑞昌》）。似乎是在表述自己虽然不欲仕途，但其志向与正学依然存有异源同流、殊途同归之奥妙。正是因为万隐士不仅理学造诣出类拔萃，而且以端方不苟、笃于行谊之清高知名于世，被朝廷官员赞为“楚国之兰荃，人间之星凤”，自知州邢高魁始，各级当局者一再上奏荐举他，为他邀赏请封；朝廷也“奇其才，旌其人，彰其德”，将他树为典型和楷模而矜式。
据《清史稿》载，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巡抚胡林翼在肃清湖北全境后，疏奏布衣万斛泉及其弟子宋鼎、邹金粟砥砺廉隅，不求仕进，请予奖励。后朝廷诏加万斛泉国子监学正衔，赏七品冠服，亦赏宋、邹两人八品顶带。自胡林翼抚鄂奏举兴国万清轩，学行于朝，其后阎丹初抚山东奏举单为等，左宗棠抚浙奏举安徽夏炘，景剑泉督学河南奏举苏菊村、于絅斋、李又哲等，杨礼南督学四川奏举龙某等，沈幼丹抚江西奏举王其淦等，其中万、夏、苏、于、李皆为理学士人。于是，布衣诸生但凡有学行者“皆得上闻”，一时用之为“激扬之道”，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未曾有过的情形。此例一破，时人谓之曰：“此诚草野难副之盛名，亦国家非常之旷典也。”
关于胡林翼“礼兴国处士以资表率”，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咸丰二年十月，当太平军韦俊、石祥桢所部攻至兴国时，万先生“戢影（退隐）一庵，弦歌不辍……正襟危坐”，义军亦感其清高，未加相扰和伤害，后一大吏曾赠联“绛帐一时培后辈，黄巾三舍避先生”。万先生的“守节”，胡林翼曾于咸丰九年上过邀赏专疏，当朝也一直大加宣扬。二是咸丰六年四月，当罗泽南被包打洪山的兴国军击毙后，“胡林翼有意屠城以报复兴国，后以兴国人万斛泉不从太平军，献征收厘金筹饷办团练之策，故罢此议”（见民国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罗泽南也是教书出身的理学大儒，后投笔从戎卫道，是清廷镇压太平军的干将，与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等同属湘系，缘谊颇深。罗临终前曾握住林翼之手哀叹：“死何足惜，恨贼未平”。
次年二月，清廷以重兵进剿兴国，仍派湘军将领鲍超和州同知邢高魁领兵疯狂戮杀参加过兴国义军和天朝科试的人及其家族。对于这场战争，万先生在《高峰书舍中秋有感》中也透露了他为生灵遭涂炭而感到的悲哀：“泠泠山上月，今夜分外明。我心非木石，对此能无情？粤匪寇吴楚，于兹已四秋。生灵被屠戮，白骨堆荒洲。王师未恢复，骼髊谁敢收。寒镜悬中天，相照令人愁”。至于其政治倾向，太平天国起义曾遭到当朝“保儒以庇乡”的士绅阶层的普遍反抗，因为这些人都有一层“亦官亦民”的特殊身份，当不足为怪。
同治四年（1865），朝廷创办上海龙门书院。翌年，胡林翼即疏举兴国万斛泉出任主讲。龙门书院所聘主讲席都是当朝硕儒，如平湖顾广誉（访溪）先生，咸丰辛亥荐举的孝廉方正，明经；兴化刘熙载（融斋）中允，曾任广东学政，后在该院讲学14年；北乡方宗诚（柏堂）先生，当代桐城派知名作家，有《春秋传正谊》等名著。当其时，大乱初定，当局重视教育，都知道“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专讲实学”，以激浊扬清；“主讲教席者，士风丕变，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盛”，“万清轩、刘融斋先后主讲，甚负时望”。“院中肄业诸生定额三十人，每岁仲冬例由观察甄别。其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以躬行为重”，“盖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固教育之正轨也”。“正因为规制严且能始终坚持，并有名师掌教，故龙门书院在东南能和诂经精舍、南菁书院相辉映，造就一大批人才”。
同治年间，江苏按察使应宝时责成知名学者万斛泉重新搜集整理清初“理学真儒”张履祥的诗文及书信。万先生于同治九年（1870）应聘苏州紫阳书院校理，编成《张杨园先生全集》54卷，由江苏书局刻版刊行于1872年。这是迄今搜集最全、最为通行的张履祥著作集。张履祥世居桐乡杨园村，通称杨园先生，也是一介布衣，因一生宗法程朱，穷理居敬，知行并进，笃子躬行，被奉为朱熹之后“上接程朱之绪、下开清献（陆陇其）之传”的孔门圣贤，是“由凡入圣”的典型。当其时，庋藏《四库全书》的江浙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均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大量古籍在战乱中损失散佚，胡林翼、曾国藩等大吏在各地创设官办书局，大量刊印古籍文献，并谋求重建《四库全书》江南三阁。一时间，各地纷纷效仿，整理出版经史古籍，其中以各代理学家的著作为编刊首选，成为咸同时期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现象。
晚年的万斛泉依然固守其乡衔之节，朝廷也没有忘记他。光绪九年（1883），湖广督抚涂宗瀛又奏赏万斛泉国子监博士衔，并为其所主叠山书院捐银五千两，添购经史子集等157部。光绪二十八年，湖广制军张之洞、巡抚端方再奏，为其请赏五品卿国子监司业衔。宣统元年（1809）初，湖广总督陈夔龙还在上折，奏请在国史馆为已故耆儒万斛泉立传。然而，这时的满清已经到了封建“王气黯然收”的末代。随着那些名儒的相继去世，程朱理学终于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日渐式微，走向衰落。而万先生却没有被人们遗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将他列在32名湖北古今乡贤中。
至于何“贤”何“德”，后世较为在意的还是他的“自为逸民以自洁”，“高尚其志，不事王侯”，“品节可风，公论久昭，士林翕服”，“世间人物之绝俦匹”；是他的“取与去就之节介然不苟”，就连生活艰难时亲友的资助也被一一谢绝，虽负盛名，却一生默守清贫，“穷饿终老”。这些赞美之辞，都刻在一个叫柳麟锡的朝鲜国遗民为他所立的墓碑上。
“宋有谢叠山，清有万斛泉。”
昔时州人将万、谢相提并论，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于气节上，谢叠山与文天祥不仅是同科进士，而且作为宋朝遗臣，同样表现为宁可绝食而终也不仕元虏，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由于谢叠山谪居过兴国，州人尤其是仕人受其影响非同一般，万先生当然不会例外。为表达对谢公的景仰，州人于明代始建叠山祠祀之，当年他在富川门外客居讲学的地方也叫成了谢公墩（后称窑墩），并建起了叠山书院。到了清末，主持叠山书院的正是万先生，因为无论气节、名望与资格，他是最能与之“俦匹”的人选。其次，谢公本名枋得，因爱苏轼游兴国“溪上青山三百叠”诗句而自号“叠山”；而“万斛泉”也出自苏轼名句“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比喻文思涌溢。虽然同为知名末代文人，只不过谢叠山的名声在诗文方面，而万斛泉的成就在于做学问。
“掀髯抵几说微妙，开示后学忠孝门”。
万先生毕生践行于程朱理学，在教与学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名师和学者。他具有渊博的知识的深邃的思想。这得益于他的博览群书，精研鉴史，覃思词翰，广泛涉猎。然而，万宗须归一。他的专致还是在于潜心经术，并为此上下而求索，百折不回头。26岁时，他已尽读朱子诸书，于理学诸经要义厚有根底。除为“四书”“五经”传注外，还对《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及《三鱼堂文集》等作了精深的研究。直至临终前数日，仍是“黎明即起，终日危坐，与诸生问辨，至夜分不休”。光绪十五年(1889年)，叠山书院迁分水坳时，万先生曾撰一联：“知化穷神才是尽头学问，博义约理此为下手功夫”。这就是他对知识追求、学问深究所持的独特见解。
万先生的著述有三类：一是理学典籍的校理重订，有《朱子全集》、《张杨园先生全集》、吴廷栋《掘修集》、吴讷《小学集解》和《新三字经》。二是鉴史典籍的勘误训诂，有《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辨误》2卷、《资治通鉴正编正误补》3卷、《春秋四传诂经》14卷。三是诗文，有《尉山堂稿》13卷。现今的一些大图书馆和民间典藏目录，仍可查到万清轩全书五种中的《春秋四传诂经》（光绪戊申七月刊成）和《尉山堂稿》（清光绪三十二年叠山书院刻本）。另外，北京图书馆藏有珍本《万清轩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印行了它的16开平装本。
至于他的条理清晰、短而精当的《童蒙须知韵语》，自问世以来，便与《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弟子规》《幼学琼林》《神童诗》等通俗读物一起广为流传，虽然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其以伦理道德教育为宗的许多哲理，曾于儿童的品德教育、习性培养、知识启蒙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不少名言警句脍炙人口，现今又被列入国学七备览中的蒙学备览。其中，“平时读书处，几案须整洁”、“诵声要响亮，遍数期以百”、“古人学不厌，读书辄千遍”三句，还被编入配以古代珍品版画的《小学生德育课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