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毅临终前托付王震：谭余保此人，千万不要让他受委屈了

1972年深秋，北京医院的病房内，陈毅元帅躺在病床上，目光深邃地望着窗外飘落的黄叶。当王震前来探望时，他突然提起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名字——谭余保。

＂你是不是还记得，1937年那场差点让我丢了性命的＇绑架案＇？＂陈毅轻声问道。王震凝神倾听，只见陈毅继续说道：＂那个把我五花大绑，扬言要枪毙我的人，就是谭余保啊。＂

王震有些惊讶，不明白为何陈毅临终前会提起这段往事。更让他不解的是，陈毅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恨之意，反而语气中充满了关切与牵挂。这个曾经要处决自己的人，为何会成为陈毅临终前最惦记的战友之一？在那个风雨如晦的193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误会初现

1937年的深秋，湘赣边界的山林间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这一年的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已经踏破了华北的大地。面对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这个决定在基层部队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10月中旬，陈毅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他需要前往湘赣边区，寻找当地的游击队，说服他们接受改编，并加入即将组建的新四军。这支游击队是由谭余保担任政委，在湘赣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多年，早已和对方结下了血海深仇。

在出发前，陈毅收到了几份情报。这些情报显示，在他之前已有三位同志接受过相同的任务，但都没有回来。据说，他们都被当成了叛徒，惨遭处决。但陈毅依然决定亲自前往，他携带着项英的亲笔信，带着必要的证明文件，踏上了这段危险的journey。

当陈毅到达游击队驻地时，正值傍晚时分。岗哨将他带到了一间简陋的土屋前。屋内，政委谭余保正在和几位队员商讨事情。谭余保听说有人自称是从吉安来的陈毅，立即警惕起来。

＂最近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来，你说你是陈毅，有什么证据？＂谭余保沉着脸问道。陈毅将项英的信件和证明文件递了上去。谭余保接过信件，仔细查看后却皱起了眉头。

就在这时，一名游击队员匆匆跑来报告，说在附近发现了国民党军队的踪迹。这个消息让本就紧张的气氛更加凝重。谭余保立即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命令手下将陈毅暂时扣押起来。

＂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个自称是陈毅的人，还带着改编的命令，怎么看都很可疑。＂谭余保对身边的干部说道。他们商议后决定，必须严密审查这位＂陈毅＂的身份。

那天晚上，陈毅被安置在一间看守严密的屋子里。谭余保派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问，每次都围绕着他的身份、来意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展开。陈毅不厌其烦地解释着党中央的决定，但他的每一句解释在游击队员听来都像是投敌叛变的托词。

这种紧张对峙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当天空刚露出鱱白时，谭余保召集了队伍中的骨干分子，准备对这位＂可疑分子＂做出最后的处理决定。

二、危机四伏

天刚蒙蒙亮，谭余保就召集了队伍中的主要干部，商讨如何处置这个＂可疑分子＂。与此同时，陈毅被带到了一间简陋的土屋内接受审讯。

＂说！你到底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一名游击队干部拍着桌子质问。陈毅神色镇定，将项英的信件又递了上去：＂你们可以派人去核实，这是项英同志亲笔写的。＂

谭余保接过信件，仔细查看后说道：＂项英同志的笔迹我认识，但这不能证明什么。说不定你是从其他同志手中抢来的。＂他随即命令手下将陈毅五花大绑。

就在这时，一名游击队员跑进来报告：＂报告政委，在山下发现了两支国民党部队，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推进！＂这个消息让本就紧张的局势更加剑拔弩张。

谭余保立即下令部队转移，同时派出了两个小分队在周围打埋伏。至于陈毅，则被关在一间用来存放物资的山洞里严加看管。

接下来的审讯更加严厉。游击队的同志轮番上阵，从陈毅的个人经历到此行的目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盘问清楚。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你真是陈毅，为什么会同意让我们改编到国民党的新四军？＂

面对质疑，陈毅详细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咱们家门口，如果我们还在内斗，就正中敌人下怀。＂

谭余保听完后沉默不语。这时，又一名战士匆忙跑来报告，说在陈毅被搜出的行李中发现了一份详细的游击队驻地分布图。这个发现让形势急转直下。

＂看来你果然是奸细！＂谭余保拍案而起，＂这份地图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我们的根据地就完了！＂他当即下令：＂明天一早，就地处决！＂

陈毅被重新押回山洞。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在洞口严阵以待。夜色渐深，山林中传来阵阵枪声，显然游击队的埋伏分队已经和国民党军队交上了火。

这一夜，谭余保召集了队伍中的老同志们开会。会上，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再核实一下陈毅的身份，但更多的人担心耽误时间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最终，处决的命令还是被确定下来。

第二天拂晓，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陈毅被带到了一处背风的山坡上。十几名游击队员荷枪在侧，谭余保站在队伍前面，手里拿着一份即席写就的判决书。就在他准备宣读时，突然有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三、化敌为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年迈的游击队老战士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这位老同志名叫李德山，是游击队成立之初就跟随部队的老战士。他颤抖着说道：＂等一等！我认得陈毅同志！＂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李德山接着说：＂1934年，我曾在江西根据地见过陈毅同志。当时他在三师任职，我给他送过一次情报。＂

谭余保让人暂停处决，转而详细询问李德山。就在这时，陈毅突然开口吟诗：＂山花烂漫满江红，兵戈扰攘几时休。最是仇深敌忾处，还需冷眼看春秋。＂这首即兴创作的诗词，既表达了对游击队战友们的理解，也道出了当前局势的严峻。

诗毕，陈毅继续说道：＂同志们，我完全理解你们对国民党的仇恨。但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破了我们的国土。如果我们还在互相残杀，那才是真正中了敌人的圈套。＂

谭余保命人将陈毅带回据点，同时派出了两名机要人员，连夜赶往邻近的党组织核实情况。在等待期间，陈毅详细阐述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第二天傍晚，派出去核实的同志带回了确切的消息。不仅证实了陈毅的身份，还带来了上级组织的最新指示。谭余保立即召集全体指战员开会。

会上，谭余保首先向陈毅郑重道歉，亲自为他解开绳索。随后，他向全体官兵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陈毅随即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组建计划。他说明，新四军虽然在编制上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改编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理想，而是为了在更大的战略格局中发挥作用。

会议持续到深夜。期间，陈毅和谭余保就具体的改编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从部队建制到指挥体系，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细节都认真商议。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长谈，两人都对对方有了更深的了解。谭余保讲述了游击队这些年来的艰苦斗争，而陈毅则分享了党中央对全局形势的分析判断。

第三天一早，谭余保召集各连队指导员开会。他说：＂昨晚我们仔细研究了陈毅同志带来的文件和指示。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必须以大局为重。＂

就这样，在经过三天的周折后，这支在湘赣边区战斗多年的游击队，终于接受了改编的决定。而这次＂差点枪毙陈毅＂的插曲，也成为了后来两位革命家之间一段值得回味的往事。

当天下午，陈毅和谭余保一起检阅了部队。面对整齐列队的指战员们，陈毅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四、并肩作战

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谭余保被任命为新四军某部副团长。这支部队在陈毅的统一指挥下，很快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1938年初春，日军在皖南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一天深夜，陈毅接到情报，称有一支日军中队正沿着溧阳方向推进，准备袭击我军后方补给线。陈毅立即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商议对策，谭余保也在其中。

会议上，谭余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三岔路口设伏，把这支日军中队彻底消灭。＂他详细分析了地形特点：三岔路口两侧是高地，中间是必经之路，适合伏击作战。陈毅听完后当即拍板同意这个方案。

谭余保亲自带队布置伏击阵地。他让部队连夜赶到三岔路口，在附近的山坡上挖掘战壕，架设机枪阵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特意在路口安排了一支小分队作为诱敌力量。

第二天上午，日军果然沿着预定路线推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谭余保一声令下，伏击部队同时开火。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最终全歼敌军一个中队，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让陈毅对谭余保的军事才能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随后的多次作战中，谭余保都表现出色，成为新四军的一员悍将。

1940年冬天，新四军在皖南地区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在这场著名的皖南事变中，谭余保带领部队掩护主力突围。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敌军重兵包围，弹药补给也已断绝。

谭余保命令部队分散突围，自己则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吸引敌人火力。在穿越一片开阔地时，他身边的通讯员中弹牺牲。但他依然沉着冷静，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最终成功突出重围，与陈毅等人会合。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进行了重组。谭余保被任命为某团团长，继续在陈毅的指挥下作战。他们先后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谭余保又随陈毅转战解放战争战场。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担任正面突击任务，连续攻克多个敌军据点，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当解放军进驻上海时，谭余保已经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站在外滩的阅兵台上，陈毅看着昔日那个曾要处决自己的游击队政委，如今已经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指挥官。

这段往事，成为了革命战争年代一个生动的历史片段。它不仅记录了两位革命家从＂对手＂到战友的转变，更展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的政治智慧。

五、终身战友

1949年10月1日，当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陈毅和谭余保站在城楼上，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年，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谭余保则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

在上海的市政工作中，两人再次密切合作。1950年初，上海面临严重的治安问题，投机倒把和黑市交易猖獗。谭余保根据多年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化整为零、分区包干＂的整治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陈毅的大力支持，并在实施后取得显著成效。

1952年春，上海发生了一起特大走私案。案件涉及多个国际贸易公司，案情复杂。陈毅亲自督办此案，而谭余保则负责具体的侦查工作。他们采用了当年在游击队时期练就的细致排查方法，最终成功破获了这个走私团伙。

1955年，陈毅调任外交部长。在临行前，他专门召开了一次老战友聚会。席间，谭余保提起了当年在湘赣边区差点枪毙陈毅的往事。陈毅说：＂那次经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基层同志的革命警惕性。＂

1956年，谭余保受命筹建上海民兵指挥部。在组建过程中，他多次引用陈毅在新四军时期的建军经验，强调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并重。这支民兵队伍后来成为上海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

1960年，陈毅以外交部长身份访问印度期间，特地让人带回一封信给谭余保。信中回忆了两人在战争年代并肩作战的岁月，并详细询问了上海民兵建设的情况。谭余保收到信后，立即写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报告作为回复。

1965年，谭余保升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了正在北京工作的陈毅。两人就上海的防务建设进行了长谈，陈毅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陈毅遭受批斗时，谭余保多次在上海的干部会议上发言，旗帜鲜明地维护这位老战友。尽管这种行为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1971年，陈毅在北京病逝。谭余保闻讯后立即赶往北京，全程参加了追悼活动。在追悼会上，他说：＂陈毅同志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富有远见的革命家。＂

1972年，谭余保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新四军的战史资料。在这份资料中，他详细记述了当年在湘赣边区的那段经历，以及后来与陈毅共同战斗的历程。这份资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1975年，谭余保退休后专门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详细记录了他与陈毅相识、相知的全过程。文章中写道：＂从湘赣边区的对峙，到并肩抗日，再到共同建设新中国，我们的革命友谊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