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三国志》中为曹魏谋士群像落笔时，笔锋常带深意。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等人皆获“才策谋略，世之奇士”的赞誉，却在列传末尾被悄然划分层次——唯荀攸独得“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的至高评价。这看似不经意的对比，实则暗含史家对谋士德性的深刻考量：在汉末乱世的混沌中，智谋的锋芒终需德性的剑鞘约束。当我们细梳《三国志》的墨痕，方能解开陈寿品评人物的德性密码。
一、杀伐之谋与仁者之限
程昱的军事决策常游走于道德边缘。建安三年（198年）徐州之战，军中粮尽时，其“略其本县，供三日粮”的建议（《魏书》），虽解燃眉之急，却有纵兵掠民之嫌。更触目惊心的是人脯充粮事件，《魏晋世语》载其“颇杂人脯以济军”，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举措，虽被曹操默许，却成为其德性污点。反观荀攸在官渡之战中，始终坚持“伐罪吊民”原则，力主优待降卒、禁止屠城，其军事策略始终框定在儒家仁政范畴。
郭嘉的私德瑕疵更为明显。《傅子》记载其“不治行检”，放任部曲侵占民田；征乌桓时纵酒无度，终致英年早逝。而荀攸“温良恭俭”的作风，《三国志》明载曹操赞其“外愚内智，外怯内勇”，这种将锋芒藏于敦厚之下的处世哲学，更契合传统士大夫的德性标准。
二、权变之术与守正之道
董昭的政治手腕堪称诡谲。建安元年（196年）迁都许昌时，其伪造文书、构陷杨奉的手段（《三国志》），虽成就曹操霸业，却开了“诈力取国”的恶例。陈寿用“虽功济诸夏，然诈不为正”的评语，暗讽其德性缺陷。刘晔的“双面奏对”之术——私下支持伐蜀却在朝堂模棱两可（《傅子》），更被视为“巧诈太过”的典型。
相较之下，荀攸的权变始终以守正为根基。建安三年（198年）征张绣时，他力劝曹操放弃报复，以“示天下以公心”；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又谏阻曹操轻敌冒进。这些决策虽显保守，却始终恪守“谋以正道”的原则。陈寿特别记载其临终前“整理所著《十二奇策》，悉焚之”，这种不慕虚名的胸襟，恰是其他谋士欠缺的德性高度。
三、立身之本与事君之节
蒋济在高平陵之变中的抉择，暴露士大夫的德性困境。他本为曹爽故吏，却助司马懿夺权，《魏氏春秋》载其事后“惭恨发病卒”，这种政治立场的摇摆，恰与荀攸的“从一而终”形成对比。荀攸自初平三年（192年）追随曹操，二十余年间“谋谟帷幄，不矜其能”，即便面对曹操僭越之举，仍以“匡弼补缺”的方式尽忠，这种“和而不同”的臣节，深合儒家“以道事君”的理想。
刘晔的悲剧更具警示意义。作为汉室宗亲却效力曹魏，本已背负道德重压，晚年又因谗言被疑，《三国志》载其“发狂疾”而终。反观荀攸，虽预见汉室必亡，却始终以“尽人臣之本分”自持，这种在易代之际的立身之道，恰是陈寿推崇的德性典范。
四、陈寿的史家之眼：德性尺度的深层逻辑
陈寿的品评标准，植根于汉晋之际的史学传统。在《三国志》的书写框架中：
1. 儒家伦理优先：荀攸“温良恭俭”的作风，完美契合“仁、智、勇”的君子标准；
2. 事功与德性平衡：程昱等人虽建奇功，但“诡道”过甚，有违“王道”理想；
3. 历史评价的警示：通过对比凸显“德性立身”的重要性，为后世树立道德标杆。
这种价值取向，在裴松之注引材料中得到佐证。《荀氏家传》记载荀攸“每论军国大事，必先问义之所在”，而《魏书》直言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史料的精心择取，透露出陈寿构建道德叙事的深层意图。
结语：智谋之上的德性之光
当我们翻阅洛阳出土的《魏律》残简，会发现荀攸参与修订的条文多含宽刑恤民之意；而程昱制定的军法，则多见严酷条款。这种细节差异，恰是陈寿品评人物的微观注脚。在汉末乱世的血色黄昏中，荀攸如同秉烛者，证明智谋的锋芒唯有以德性为鞘，方能成就真正的“良、平之亚”。他的存在提醒后人：历史评判的天平上，功业的分量终需德性的砝码来衡量——这才是陈寿埋藏在《三国志》字缝间最深的史家智慧。
轻风春雨
官渡之战后的袁绍降兵还是被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