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选官制度在国家制度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有三大选官制度，分别为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三者按照时代潮流发展先后出现。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但是察举制在后期导致了皇权被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无从谈起，这使得帝王对于权利的把控进一步的缺失。

一方面，察举制的大权落在地方主权者的手里会源源不断的滋生贪污腐败之相，造成社会体制衰败和国家政治机制僵化；

另一方面，两汉后期的察举制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加之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东汉末年三国并分，天下连年的战乱使得地方举上来的“孝贤”人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魏晋时期，察举制无法再应和社会时代的发展，新的选官制度亟待产生。

国家制度是让社会如常流转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中国封建王朝自创立以来就曾经诞生过许多的政治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兴衰重要承载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王朝的制度内的变革也时有发生。

在众多的体制中，选官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国家的选官制度名为察举制，意为举孝廉，举孝廉的意思是由乡里选拔的人才充当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官吏，而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并非较高的政治素养。

因此在西汉时期，皇宫里的郎官大多是从各地郡国推荐上的“孝廉”，而这些人因为缺乏治国能力所以给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弊病。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入仕之初大多依靠的是察举制，而察举并没有统一的试卷标准和考核要求。

所以，这些人官场沉浮大都靠的是背后推荐人的官职大小。因此，徇私舞弊的现象常常在两汉朝廷之上出现，而且党同伐异的情况极其严重。

朋党的问题在察举制运行时渐渐显现出来，汉代的郡国太守负责察举人才，且法律规定本地太守不允许推荐本地人。因此，太守大多以人情推荐，后经他所推荐的门生故吏步入仕途后便结成党羽，凭借着裙带的家庭关系和政治圈子逐渐形成氏族门阀。

所以，腐败的选官制度已经不适合历史趋势的要求，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各地群雄并起，各自为战，谁在乱世掌握了人才，谁就具有话语权和生产力，谁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时代。

奸雄曹操曾经有言“乱世用人唯才是举”，因此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他定都许昌，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双管齐下。其子曹丕继承了他的意志，魏国实力雄厚，政局稳定，他们父子二人求贤若渴，并且“取仕之道，唯才是举”，使得当时的月旦评风靡一时。

但这样选官要求并没有制度化，系统化，曹丕继位为多年后，为巩固曹魏政权，保持政治稳定，尚书陈群曾建议将九品中正制正式应用于国家选官系统中。所谓的九品中正制的具体实施办法是中央官吏担任各州、县的中正官，访问、探查管辖范围内的有识之士做出“品”“状”，以供吏部选官参考。

所谓“品”就是个人的综合素质，这包括士人的思想品德和家庭背景，且共设九品。值得注意的是，一品为虚设，因为没有人的道德素养和家庭情况能达到这个地步，中品为二品到五品，五品以下为下品。

所谓的“状”就是中正官对于士人的评语，这些评语大多的参考依据是月旦评中当代文学大家的评价。中正官把这两项综合起来后，既能够做到照顾世家门楣的利益和背景，又能够考察士人的才能和品德。

虽然九品中正制在设立之初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在后期的走向也趋于僵化。后期的中正官开始依靠手中的权利直接干预地方选官，并且选用人才多忽略其才而十分重视门第。

这使得士族的势力逐渐壮大，并且这些人互相勾结，结为一党，而且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士人不但有着雄厚的家族背景，他们还互为依靠，把持着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形成一定的门阀政治。

但门阀政治并不起源于九品中正制，早在汉武帝时期，所谓的“举孝廉”的就已经出现了门阀政治的缩影。

在汉武帝元年初，郡国长官向中央政府提供贤良才子的时候大多会在私人感情上颇有照顾，被举荐者对长官感其恩德，因此，在寒门世子走上仕途之后会多加感激、照顾当时的举荐人，甚至在朝堂之上众口铄金，凭借着这种裙带关系，被举荐者在以后的举贤任能时更会照顾彼此家族利益。

如此发展，数个家族便可世代为官，代代联手，因此，门阀政治若要追根溯源，必得追随到汉代的察举制。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最初一扫察举制的颓靡之风，但是门阀士族也是依靠这个制度进一步兴起。西汉时期已经形成的累世公卿和世家势力很容易把持选官名额，当时士人凭借着家族关系可以轻而易举获取读书资源，并且提高子辈的受教育水平，进而使得代代走上仕途。

最重要的是，门阀和氏族不仅仅在政治上形成一个个危害国家的大毒瘤，在经济上也开始成为国家的囊中附庸。

在三国时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封建大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庄园挤压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且这些大地主互相依附，有着极强的宗法色彩，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国家的劳动力和赋税收入，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封建大地主们手中有钱之后便开始将手伸向权力，全力豢养军队充当私人武装，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

在经济和军事的双重作用下，政治上大家互相关照，经济上彼此不断维持利益，缔结良缘，因此门阀士族逐步在朝堂上形成统一的声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西晋时期并且逐步加强，西晋的贵族学校国子学的设立正式宣告了门阀政治的形成，士族家族享有的声望、政治力量以及对文化宣传口的把持受到了国家法律的承认。

普通读书人上升求官的渠道已经彻底被垄断，各个阶层完全固化，人才流动完全静止，所以国家的发展开始停滞不前。可以说，汉朝时期的察举制催生了门阀政治的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成就了门阀政治。

尽管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九品中正制都给国家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在实行之初，这一制度却为分裂时期合拢其分散的皇权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处于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之时，在这之前的察举制通常是由地方选官，所以权力分散，中央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机能左右用人，地方掌控大部分资源而中央空空如也将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后九品中正制的设立使得中央开始决定选官用人，这样一种集权的机制削弱了地方的掌控，强化了专制皇权，这在魏晋时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且在制度实行之初，阶级流动远远大于西汉时期，虽然收效甚微，但到底也让社会处于一种动态的缓慢发展之中，这为后续开创科举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经验。

遗憾的是，九品中正制最后的走向也颇为荒唐，虽然这一制度创立之初就是让世家大族不再把持国家的用人大权，但是在后期，它已经与创立的初期的宗旨背道而驰。

最终致使庶人子弟难以担任运行国家机器的高官，并且他们的轨迹始终受到门阀士族的打压。同一时期的上层士族不仅在政治上互相帮助，甚至在军事上也开始拥有威胁皇权的武装力量，经济上更是刻意的挤压平民，造成国家劳动力的短缺和国家军事的疲软。

除此之外，他们在上层享受着所有的资源，而下层的人才却无出头之日，这就使得阶层的固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的腐朽也越来越明显，而这样的走向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覆灭。在这样极端的情形之下，考试公平和制度公正的声音呼喊的越来越强烈。

九品中正制是为了代替察举制创造一种更为公平的选官、选士环境，但封建国家的制度创立、发展与僵化是一个历史周期。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也成了门阀大家手中垄断上层政治的工具，他们凭借着自身的背景以及普通人难以触及到的门槛上，接受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特权，这是贵族化的政府，却不是人民所需要政府。

长此以往，贵族的利益崛起势必影响皇权，门阀之间的互相帮助也最终会挤压中央的生存空间。而在两者之间，庶人的崛起是必然之势，权力必须重新分配。

在门阀政治达到顶峰之后，又会像一个抛物线一样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