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州半岛的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出身贫寒，却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过人的技术天赋，在乱世中缔造了多个“雷州第一”的工业奇迹。
他白手起家，从银号学徒到实业巨擘，用一生演绎了粤西工商业近代化的艰难进程。他本可成为时代浪潮中的弄潮儿，却在历史转折点上含冤陨落，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悲情往事。他就是海康县白沙村人柯泽春，一个用技术改写命运的实业家，一个被时代洪流吞没的先驱者。
19世纪末的雷州半岛，商贸往来已现雏形，但金融体系的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青年柯泽春早早踏入商海，在同乡梁光宗的“宗记行”当伙计，这段经历成为他商业生涯的启蒙课。他白天跑腿打杂，夜晚挑灯学习账务与经营之道，梁光宗见他聪慧勤勉，便将银钱往来的核心技艺倾囊相授。短短数年，柯泽春便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少年，成长为精通汇兑业务的行家里手。
1926年，国民-革命-军收复雷州，驱逐了割据多年的军阀邓本殷。社会秩序的恢复，让沉寂已久的商贸血脉重新涌动。雷州半岛的土特产——蒲包、砖糖、牲口、稻谷——开始大量运往省港澳，但笨重的银元流通成为贸易掣肘。柯泽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与同乡洪缔甫合股，在广州湾西营（今湛江霞山）开设“明泰银号”。然而，初出茅庐的他们很快被外资大银号挤压，最终铩羽而归。
这次失败却成为柯泽春人生的转折点。他意识到，汇兑行业的关键在于信用网络与技术积累。1929年，在梁光宗资助下，柯泽春携带一万银元重返雷城，创办海康县首家银号“宏泰”。不同于传统钱庄的保守经营，宏泰银号开创了“工商联动”新模式：一面收购金银首饰熔炼成银饼、金条，通过广州湾销往港澳；一面建立跨区域汇兑网络，在广州、香港设立办事处，利用电报实现即时资金调度。这种“以商促工”的策略，不仅解决了大宗贸易的融资难题，更让雷州商人第一次感受到现代金融的便捷。
抗战爆发后的雷州半岛，物资流通陷入瘫痪。柯泽春发现，香港绍昌洋行垄断的肥皂市场存在巨大利润空间。原料牛油竟来自雷州，而经过多道中间商盘剥，肥皂价格已翻了数倍。1938年，他赴广州学习肥皂制造技术，归来后创办“南发肥皂厂”。起初，产品仿制“绍昌牌”销售，遭港商抗议后改名“南发牌”。凭借同等质量、更低价格的优势，“南发”迅速占领粤西市场，年利润超十万元，成为柯泽春工业致富的第一桶金。
粮食加工业的革新，则展现了柯泽春更深远的战略眼光。雷州东西洋素称“粤西粮仓”，但传统手工碾米效率低下，稻谷多被廉价外运。1937年，柯泽春在雷城南渡河畔建起“和丰米机厂”，引入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碾米机。然而，聘请的广州技师却挟技自傲，甚至故意破坏设备。柯泽春没有退缩，他卷起裤腿与工人同劳动，暗中观察操作流程，最终掌握核心技术，辞退技师自立门户。日机轰炸雷州时，米机厂虽遭波及，但核心设备得以保全。战后，他将设备迁至赤坎，重建“五丰米机厂”。
在五丰米机厂，柯泽春的技术天赋得到充分释放。面对柴油短缺危机，他指导工人将燃料改为木炭、谷糠，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产能；当英国进口发动机主轴断裂时，他突发奇想，用铁圈箍合断裂处，竟使机器正常运转。这些“土法上马”的技改，不仅保障了解放初期湛江的粮食供应，更让五丰米机成为粤西地区粮食加工技术革新的典范。
1949年，解放大军挥师南下，柯泽春携家眷迁居香港。在港期间，他敏锐地发现上海毛巾因战乱断供，立即创办毛巾织造厂。从设计厂房到调试设备，从原料采购到生产流程，他事必躬亲，甚至亲自操作织机。然而，随着上海货源恢复，港产毛巾市场急剧萎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柯泽春预感香港局势将变，毅然关闭工厂返回大陆。
应政府号召，柯泽春将广州购置的新型织布机零件运回赤坎，筹建“大华棉织厂”。面对设备短缺，他亲自设计木质机架，指导工人用土法钻孔打磨铸铁件；为节省成本，他自制螺丝钉，用打铁炉锻造零件。1951年，大华棉织厂成功投产，成为湛江机器织布业的首创者。其生产的“大华”布匹，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白，更标志着雷州半岛纺织业从手工向机械化的跨越。
正当柯泽春踌躇满志，准备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大展拳脚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摧毁了一切。1952年，海康县“六纵”假案席卷雷州，柯泽春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含冤入狱。这位曾以技术革新闻名粤西的实业家，最终倒在了非理性的政治漩涡中，终年五十三岁。
柯泽春的悲剧，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他的陨落，不仅让雷州失去了一位工业先驱，更折射出时代转型期的阵痛与代价。他创办的工厂，在公私合营后大多成为国营企业的基石，五丰米机厂并入国家粮食系统，大华棉织厂演变为湛江棉织厂，南发肥皂厂的技术被后继者传承。而他亲手培养的唐豪、柯玉本等技术骨干，后来都成为湛江工业的中坚力量。
回望柯泽春的一生，他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技术为矛，以实业为盾，在乱世中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致富之路。他的成功，源于对商机的精准捕捉，更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无论是银号的跨区域汇兑、肥皂的标准化生产，还是米机的节能改造、织布机的自主创新，柯泽春始终坚信“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信念，让他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创造出多个“雷州第一”，也让他的企业成为粤西近代工业的标杆。
他的失败，则映射出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柯泽春的商业成就被贴上“资本主义尾巴”的标签，他的技术革新被视为“资产阶级投机”。这种荒诞的转折，不仅摧毁了他个人的生命，更折射出时代对实业精神的误解与压制。
柯泽春的故事，是一曲个人奋斗与时代局限的交响，是一首技术创新与命运无常的挽歌。所以，在纪念先驱者的同时，更应反思如何让创新者不再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在铭记历史创伤时，更应珍惜当下鼓励实业、尊重技术的时代机遇。
柯泽春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他的精神，却是永恒的时代财富。对于如今的雷州来说，我们更需要这种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实业精神，更需要为创新者提供包容与支持的营商土壤。这或许是对柯泽春等先辈实业家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历史最深刻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