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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我顺利的实现自己的梦想，女儿手把手教会了我网上订票，决定了出发的时间，我把电话打给了80年代初调到兰州的杨荷英姐姐，自从她离开了银川亚麻纺织厂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是69年三月进的厂子，她们是10月左右从泾源农村招回城里的知青。她热情直率、泼辣能干的性格吸引了我，让我对她敬重有加。婚后的她生了个女儿，从小就喜欢小姑娘的我更是有事没事去她家转转。四十多年未见，这次去兰州好想见见她。
10号早上列车到达兰州，妹妹来车站接我到了她女儿的家，在家里吃完早餐便按着荷英姐给的公交车线路去看她。在她家门口附近的公交站点我们相见了，40多年未见，我们的容颜都被岁月刻上了痕迹，我们还是那样容易的认出了彼此。在她家里我才知道就因为我头天电话里提起准备去“八办”，她的家里已经为我忙乎开了。她的爱人何哥哥为我查阅下载了很多资料，准备打印出来，没想到我会到的那样快，资料还没有整理好我已经到了兰州。
荷英姐知道我心中的渴望，她带着我去“八办”。从她家出来，在一片高楼林立的家属院里坐落着藏传佛教寺庙文殊院，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寺庙，清朝光绪年间，洛桑慈成喇嘛从西藏学经获“格西”学位后，回兰州任该寺住持多年。即便现在香火也极盛。
我们路过甘肃省人民政府，荷英姐指着里面的一个建筑告诉我那里曾经是她工作的地方。
她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她凭着自己的聪明努力考上了银川女中，三年学生会主席的经历又为她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人到中年的37岁，她又以高分考到了兰大的中文系，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要自己努力，总会成功的”。
我们在往“八办”走时才知道兰州居然有两处“八办”。我们先去了“红军联络处”，那是1937年5月，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心，及时利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进行营救，我党在甘肃建立了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联络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红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进行营救和收容工作。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同志，不断遭到敌人的追捕和杀害。为了营救这些同志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联络处积极采取了各种措施。它是一座引航的灯塔，为失散红军指明了回到革命队伍的航向。以前我经常从网上看到一些断断续续从河西走廊找回来的西路军战士提到这个地方，那是走失的孩子找到家，找到母亲的感觉，那些战士说到这里时都是满眼泪花，他们的激动也感染了我，特别想看看这个曾经西路军战士的家。
走进红军联络处，迎面就是一组抗战时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输送了大批甘肃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铜雕，雕塑再现了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嘱托、送别即将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的生动场景。
左手第一间便是“红军女兵王定国”的房间，她是长征“四老”中谢觉哉的夫人，也是被营救的西路军女兵，1937年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管理科科长，为营救更多的战友脱离魔窟，她拼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1983年秋天，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古稀之年的她自费在甘肃、青海、宁夏等西路军征战的主要战场，祭奠牺牲的战友，遍访流落于民间的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很多流落河西的老战士都生活困难，王定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将随身携带的东西都送给了这些曾经浴血河西的老红军。回到北京后，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的红军身份、医疗待遇等问题奔走疾呼，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恢复他们的红军待遇。这是一个让我极度敬佩的老人，她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走进一个个展厅，看着一幅幅图片和解说，心中更是百感交集。里面很多的故事和人物我们曾经断断续续在书本、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可是如今站在故事的发生地去感受那些历尽磨难找到家的西路军失散战士们的心情，我的眼中也溢满了泪水。这里就像海上的航标灯，指引着西路军战士回家的路。
由于当时对于西路军被俘人员有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和她的战友历经沧桑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却被告知无法归队，被拒收了。
前些年当我在视频里看到王泉媛的讲述时我落泪了，她拿着发给她的五元钱沿着长征时的路线走回了江西。也是视频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在梨园口祭奠战友们的那一幕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萌生出了这辈子一定去趟梨园口的念头。
离开了“红军联络处”，我们又去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这个被周恩来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的地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省会兰州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于1937年5月设立，1943年11月撤回延安，历时6年。期间，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志领导下，在开展营救被俘流落的红军西路军将士、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同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的联系、接待我党往返苏联人员、转运抗战物资、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指导中共甘肃工委开展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战场，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洗礼地。亡国灭种的巨大灾难和危险，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走出展厅，在保留的院子里有谢觉哉的铜像，他是“延安五老”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在兰州“红军联络处”时和伍修权、彭加伦、王定国、朱良才、况步才等同志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出和送回了许多西路军将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