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也是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比较成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初，主要边患是北部的突厥，为了稳定北方，李唐虚己求安，向突厥称臣，此时李唐无暇顾及吐蕃，于是吐蕃崛起于西部。武则天统治时期，东突厥复兴，并联合奚、契丹、回纥进攻唐朝。当时，唐朝周边情势严峻，东突厥居中，西与吐蕃遥相呼应，西北的安西四镇朝夕不保，李唐王朝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进入公元8世纪30年代，南诏兴起于西南，此时强盛起来的吐蕃不断插手南诏局势，使得西南的民族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出于稳定西南边疆的战略考虑，唐朝采取联合南诏抵抗吐蕃的策略。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指出唐与吐蕃等其他周围民族呈现出“盛衰连环性”的关系，所论分析详实、引证精密，可谓经典之作。
一、 唐初经略云南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以后，当时的各种势力和许多少数民族慑于唐朝军事力量之强大，争相归附，从而出现了“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有司复书，日以百数”的盛况，这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统一的进程。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对云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制定了一系列经营云南的方针。首先，唐高祖恢复了被隋朝处死的爨震翫的儿子爨弘达的自由，委任他为昆州刺史，让他将其父的遗骸运回故土安葬 。出于对李渊的无限感激，弘达回到昆州后，联络两爨诸部归顺了唐朝。其次，唐朝益州（今四川成都）刺史段纶派遣俞大施到南宁地区，招抚安慰，笼络西南民心。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夏，爨地诸部全部降服唐朝，并派遣使团到京都朝贡。唐朝在这一年设置了南宁总管府。第二年又派巂州治中吉弘纬出使南宁，加强与爨部的联系。
为加强对爨地的统治，唐朝先后多次派员深入南宁地区建立统治机构，但这些官吏到达爨地后大都贪婪暴虐，史称“类皆受贿，边人患之，或有叛者”，效果不佳。为此，唐高祖委任巂州都督府长吏韦仁寿为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于越巂（今四川西昌），每年到南宁地区巡视抚慰一次，和当地诸部保持亲善友好的关系。武德七年（624年），改南宁州总管府为都督府，筑城立公廨，以爨弘达为都督，使听政令于巂州都督府。次年，移南宁州都督府于本郡味县（今云南曲靖），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控制。
唐朝真正对洱海地区诸部的招抚，约在太宗、高宗两朝。唐初，在今四川省盐边县及其西南居住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统称为松外诸蛮，隶属于巂州都督府。贞观年间，松外诸蛮不时与唐朝发生冲突，使得唐从蜀经西洱河通往印度的道路阻断隔绝。贞观末年吐蕃兴起，向外扩张，南下深入西洱河地区，原先已归附唐朝的一些部落，在吐蕃的军事压力下，叛唐降蕃。为巩固对西洱河地区的统治，抵御吐蕃的入侵，唐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将李英所置的姚州移于弄栋川（今云南姚安）升为都督府，每年差五百士兵镇守。这样，经过政治招徕与军事征讨西洱河蛮先后降服，唐在西洱河地区广设州县，并委任当地酋长担任州县长官。
综上所述，唐初由于吐蕃尚未兴盛，唐朝比较从容地处理了与南诏的关系。但到高宗、武后时期，随着吐蕃的兴起，唐与南诏的关系便显得复杂起来。
二、唐高宗到玄宗开元年间的唐与吐蕃、南诏关系
唐高宗时期，朝廷上下原本致力于进攻高丽的重大军事远征，但由于吐蕃的侵扰，唐朝军队被迫后撤，战略布防上开始显出捉襟见肘的窘态，东北与西南似乎有些首尾不能兼顾。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朝被迫把平壤的都护府撤回至辽东更安全的地带，并从新罗召回了所有的唐朝官员。两年后（公元678年），高宗皇帝下令停止了对新罗的大战，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吐蕃。
根据史料记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并联合于阗攻陷了龟兹拨换城；接着又罢唐朝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得于阗之援，吐蕃向北进攻，一度占据了唐安西都护府所辖龟兹及焉耆。但是，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并不稳固。后来，由于龟兹、焉耆和于阗重申了对唐朝的效忠，使得唐朝重建了安西都护府，维持对西域的控制。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领导的唐朝军队进攻吐蕃遭到惨败，吐蕃“遂灭土谷浑而尽有其地”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吐蕃内乱，高宗原希望利用有利时机进攻吐蕃，但无果而终。两年后，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挥的八万人的唐朝军队奉命进攻吐蕃，结果又一次战败，吐蕃人继续袭扰唐西部边境，并巩固了对青海地区的控制。高宗末年，唐廷对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积极的对策。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起，安西和剑南西北边境需要建立一支更庞大的常备军，那里虽然建立了军屯制度能够部分自给军粮，但这些军粮远远不够。同时，吐蕃的扩张却大大加强。仪风二年约三、四月间论赞聂率军入西域。仪风三年九月，李敬玄兵败青海，吐蕃取得龟兹，唐朝撤退安西都护府。
唐朝在安西四镇与吐蕃进行了多次顽强的战斗，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东突厥的复兴。唐初以来，东突厥与吐蕃、高丽的东西互动，使得唐朝两面受敌，无法首尾相顾。
吐蕃势力对唐朝的进逼从唐初以来便开始了，还和突厥有一定的联系。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出兵打败东突厥，东突厥部分西迁，其余部分则分散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边境地区，唐王朝北部的安宁因而受到威胁。永淳元年（682年），原突厥可汗颉利族人骨咄禄，以五千余众，联合奚、契丹、回纥诸部叛唐，自立为可汗，东突厥复兴。到武则天天授年间，骨咄禄的弟弟默啜可汗时，东突厥的势力进一步发展，“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随着东突厥的复兴和强盛，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神功元年（697年），在默啜可汗的要挟下，武则天答应把从前分布在丰、胜、灵、夏、代、朔六州的降户数千帐归还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千段，农器三千件，铁器四万斤。这样，唐朝以经济的代价换得了北边的暂时安宁。
有迹象表明，在对付唐朝方面，突厥居中并联络了西面吐蕃和东面的高丽，高丽莫离支高文简是突厥默啜可汗的子婿，默啜是骨咄禄的弟弟，骨咄禄和吐蕃赞普的使者往来密切，三者的相互配合是不言而喻的。垂拱二年（686年），即武则天称制之时，吐蕃大兵压境，唐不得不放弃安西四镇。次年，武则天派宰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进攻吐蕃，力图收复安西四镇，并为此取消监军制度，结果唐军大败而归。
和吐蕃正面交锋失败后，武则天不甘心，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廷再置姚州都督府，征发梁、凤、巴蜓之兵，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欲袭吐蕃。当时，由于裴怀古因病未上任，姚州都督府的其他官员，“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煽动酋豪，遣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跪拜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蒱搏，一掷累万”。此时，从剑南和中原逃到这里的浮客及流窜来的亡命徒超过二千余户，他们专以掠夺为业，不愿充当唐朝的兵，缺乏兵将的武则天此时已是回天无力了，只能听凭吐蕃势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姚州诸蛮不堪忍受中原流民的侵扰，奋起反抗，杀死了唐朝的录事参军李棱。延载元年（694年），武则天在金沙江以南加强了对吐蕃的防备，置军镇七所，并从剑南调士兵前往戍守。史载当时姚州总管的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不问夷夏，负罪并深，见道路劫杀，不能禁止”。唐朝此次军事行动没有防住吐蕃，却导致了蜀中的动荡与骚乱。
蜀州刺史张柬之见姚州局面失控，认为继续维持唐在姚州的统治已毫无利益，便上书朝廷，曰：“省罢姚州，使隶嶲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悉废，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往来。增嶲府兵选，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 综观当时情势，姚州都督府的存在对唐朝至关重要，张柬之要求撤掉姚州都督府与朝廷巩固西南边疆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武则天驳回了张柬之放弃姚州的主张。
为了在战略上形成夹攻吐蕃的局势，唐朝加大了对西南地区的联合与经营，于是唐朝积极支持南诏的统一活动，力图借此建立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形成对吐蕃的遏制局势。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攻占安戎城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洱海地区成了唐朝与吐蕃激烈争夺的战场。唐为震慑吐蕃，迫切需要在洱海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地方势力，与唐朝形成犄角之势，使吐蕃既不敢东犯河湟，又不敢南图洱海。为了利用姚州都督府的力量，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唐朝决定扶持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南诏统一洱海诸部。
《旧唐书·南诏传》说：“归义渐强盛，余五诏浸弱。先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贿，奏六诏合为一，乃封大酋帅越国公蒙归义为云南王，始独称南诏。”此时，吐蕃势力已至西洱河地区，唐朝都督亦招徕洱海部落，企图利用南诏消灭吐蕃在洱海的势力。蒙归义之并五诏，唐之愿望击吐蕃，事属一体，利益相关，所以唐朝帮助蒙归义发展势力。在唐朝的帮助下，蒙归义开始了兼并五诏的活动。
南诏本名蒙舍诏，因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南诏居唐永昌、姚州之间，西北与吐蕃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围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邆目炎诏。南诏兼并五诏首先从蒙嶲诏开始。蒙巂诏位于蒙舍诏北部，二者同在一川。蒙巂诏的首领崔辅首死后，因无子，由其弟去阳照继位。去阳照死后，其子照原继位，照原双目失明。其子原罗曾被送到蒙舍诏充当人质。蒙舍诏首领早已有吞并蒙巂诏的意思，便收买原罗，将其送回作为内应。原罗返回蒙巂诏仅几个月，蒙舍诏便发兵征伐蒙嶲诏，俘虏了照原及原罗父子二人。兼并蒙巂诏后，蒙舍诏开始向西洱河进军，皮逻阁率兵攻打石桥城（今云南下关），其子阁罗凤与唐将严正诲联合进攻石和城（今云南大理凤仪）。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蒙舍诏在剑南节度使的支持下，兼并了越析诏。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皮逻阁联合邆目炎诏诏主之子、邆目炎州刺史咩罗皮，共同出兵夺取了河蛮的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和大厘城（今云南大理喜洲），咩罗皮分据大厘城。咩罗皮是皮逻阁的外甥，弱而无谋，皮逻阁乘其脚跟未稳，便袭取大厘城。咩罗皮退入邆赕，因不甘大厘城被夺，便联络浪穹、施浪两诏，南下进攻皮逻阁。皮逻阁夺得大厘城后，北上筑龙口城（今大理上关）以为保障。闻三诏兵来攻，率众拒战，三诏大败，皮逻阁乘胜追击，攻占了邆赕诏，咩罗皮被迫退居野共州（今云南鹤庆姜邑）。浪穹诏因兵败，故地为南诏所夺，部落退保剑川（今云南剑川），称之“剑浪诏”。
施浪诏兵败后退保牟苴和城（今云南洱源县青索乡）。牟苴和城在弥苴河的河口，三面是险峻的高山，一面临河，地势险要，皮逻阁从江口进兵攻占了该城。诏主施望欠兵众溃败，仅以家族之半西奔永昌（今云南保山）。但南诏早已派兵驻守澜沧江东，截断其归路。施望欠只好将女儿遗南献给皮逻阁才得以渡过澜沧江。施望欠的弟弟施望干，当牟苴和城被攻破之时北上投靠吐蕃，吐蕃立其为“诏”，归于剑川，拥众数万人。施浪诏故地则为南诏占领 。在南诏统一六诏的过程中，唐朝不但在声势上予以支持，而且派兵向吐蕃发动直接的进攻，以牵制吐蕃，使其不能干预南诏的统一活动。
为进一步截断吐蕃进入云南的道路，配合西北抗击吐蕃的战事和支持南诏统一洱海的军事行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与河西节度使萧 、陇右节度使杜希望等，分道经略，共讨吐蕃。同年九月，王昱率兵攻打被吐蕃占据的安戎城，因该城大败。第二年年底，唐廷任命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月，章仇兼琼派谍潜入安戎城中与吐蕃翟都局作内应，引唐军入内，安戎城又回到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败而去，唐把安戎城更名为平戎城。巩固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为南诏的巩固统一创造了条件。
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是唐朝“分道经略，以讨吐蕃”的重大成果，它具有双重的战略意义，既保证了蒙舍诏在洱海地区建立统一政权的目的，又实现了唐朝破吐蕃、靖边寇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南诏的统一实际上是唐朝与吐蕃势力较量的结果。为嘉奖皮逻阁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开元二十六年册封他为“云南王”，并给其四个儿子加官晋爵：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阳瓜州刺史，次男成节为蒙舍州刺史，三子崇道为河东州刺史，四子成进为双祝州刺史。
为了牵制吐蕃，唐朝自开元年间便在安西四镇和云南地区展开了与吐蕃的争夺。从玄宗皇帝开始，唐朝一改前期的消极防御政策，对吐蕃采取了积极进攻的战略。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八月，“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上）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顷王旻帅兵击之” 。同年十月，王旻在长城堡大败吐蕃军。吐蕃战败后，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吐蕃对这两个地区的占领，威胁着唐朝在西域的地位。小勃律向唐求援，这年九月，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应小勃律王没谨忙之请谴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马步四千人赴援，与小勃律王合兵大破吐蕃，尽复勃律故地九城，“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
从小勃律退却后，吐蕃仍控制着大勃律，并时常袭扰唐朝河西走廊地区。从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秋季起，唐朝军队再次打入青海湖区，并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赢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为了彻底打击吐蕃侵犯势力，河西、陇右、剑南节度使奉命从三面进攻吐蕃。一部分唐朝军队还从甘肃深入吐蕃腹地，打击了吐蕃的气焰。尔后，吐蕃军队尽管一再进行反攻，唐朝军队仍保持了战果，这样，唐朝重新控制了先前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丧失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也许是受到沉重打击的缘故，开元22年至24年（734—736年）吐蕃与中亚腹地的突骑施联姻结盟，通谋联兵进攻唐西域。唐玄宗为了消灭突骑施，一边调动兵马发动战争，一边积极联络大食，试图从东西两面夹攻合围突骑施。受唐朝与大食军队的双重压力，开元二十六年夏天，突骑施发生内讧，苏禄为其属下莫贺达干所杀，唐朝在中亚的势力达到了鼎盛。
西北的战事拖累了唐朝的力量，使得唐朝无暇顾及云南，唐朝在云南的势力开始收缩，曾一度将直接
管辖的地方退到巂州（今西昌）、戎州（今宜宾）一带。在云南中部、东部也只设羁縻州府，利用地方土酋为首领，间接统治。对于滇西大片地方，只在姚安设都督府，且时设时撤，统治根基不稳。逐渐地，唐朝意识到直接控制云南一地毕竟不便，便转而在滇境培植傀儡势力作为屏藩，抵挡吐蕃入滇的锋芒。南诏与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说，唐支持南诏统一六诏以牵制吐蕃的战略决策该是毫无疑问的了。
三、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开元26年（738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双方的友好关系达到了顶峰。南诏作为羁縻州府，成为唐中央朝廷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是，事隔不久，唐与南诏的蜜月时期便很快结束了。接下来的天宝年间，吐蕃势力开始削弱，南诏欲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则要加以抑制，于是双方开始发生磨擦，最终导致了战争。双方摩擦的起因还在对爨部的争夺上。
在滇东区域，唐朝从武德元年设立南宁州都督府，下辖七个州，完全是利用爨氏家族进行统治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派人到安宁筑城，建立据点。因为安宁产盐，供应整个爨区，朝廷企图垄断盐场来控制滇东区域，由此引起爨部统治者反抗，他们杀掉了筑城使者。唐朝调皮罗阁出兵镇压，爨部向南诏投降。此后皮罗阁一直未放弃占领滇东，朝廷几次派人交涉无果。天宝七载，皮罗阁死，唐朝派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封阁罗凤为云南王，并封其子凤迦异为鸿胪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表面上唐朝支持阁罗凤，暗地却秣马励兵，准备从南诏手中夺回爨地。这时期，在洱海地区唐朝一方面为了防御吐蕃要与南诏联合，另一方面在滇东地区为各自利益又展开与南诏争夺爨地的争夺。
天宝九载，发生了张虔陀事件。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常与其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阁罗凤大怒，在这年攻打云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唐朝人保护的三十二个土著部落州。第二年，何履光收复安宁城。不久，安宁城又为南诏攻陷。在这场唐朝与南诏的冲突中，张虔陀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唐朝与南诏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
关于天宝年间唐朝对南诏的两次战争，许多人认为都是杨国忠的作为，其实，这是不确切的。《通鉴》天宝十载夏四月条谈到鲜于仲通进攻南诏事后引《考异》曰：《杨国忠传》：“南蛮质子阁罗凤亡归不获，帝怒，欲讨之。国忠荐阆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刺史，令帅精兵八万讨南蛮。”按《南诏传》：“七年，蒙归义死，诏阁罗凤袭云南王，不云尝为质子亡归也。” 九年自以张虔陀侵之故反，时鲜于仲通已为益州刺史。
《国忠传》与《南诏传》相违。《新》《旧》书皆如此，恐误。《考异》认为《新唐书》、《旧唐书》的看法有误，因天宝九载鲜于仲通已为益州刺史，可见鲜于仲通是受唐玄宗的直接派遣，而非杨国忠所遣。此时李林甫仍掌握大权，李虽口蜜腹剑，但在历史上还是有依律令行事的口誉。唐肃宗与杨国忠的矛盾非常大，有可能在编写玄宗朝史事时，会把战争的过错转嫁于杨国忠身上。但天宝十一载的战事则与杨国忠有关，因为此时杨已大权独揽。
据《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十一载：关西游弈使王难得击吐蕃…… ［天宝］九载，破吐蕃，收其五桥，又破树敦城。加白水军使。《资治通鉴》天宝卷二一六十载正月辛卯条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羯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这两条史料初看似与鲜于仲通出兵无关，但若把它纳入这一年的整个背景中就具有了非常的意义。唐朝的主要矛盾是与吐蕃之间的矛盾。但唐朝扶植蒙归义旨在笼络南诏共同对付吐蕃，却不意南诏多次插手爨部事务，充当调停人，甚至杀死张虔陀。从以上两条史料可以看出唐朝在西北对吐蕃进行的两次进攻皆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也可能鼓舞了唐朝进军南诏的信心。于是就有了天宝十载的鲜于仲通的军事行动。
是年，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从戎州沿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由巂州沿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安南沿步头路进，三军合力围攻南诏。鲜于仲通大军南渡泸水，进至曲靖，阁罗凤派首领杨子芳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前往谢罪，表示愿奉还所虏获的唐朝土地，并复置安宁、姚州都督府。同时指出，吐蕃势力仍在浪穹一带，对南诏或以重兵相威逼，或以利相诱，如南诏与唐朝再次械斗，恐吐蕃坐收渔利。但鲜于仲通拒绝接受建议，仍固执发动攻击，命将军王天运率领骁勇精兵，绕道点苍山西侧，试图腹背夹攻南诏。
《南诏德化碑》记载当时战事说：“（南诏王）即差首领杨利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时中丞大军出陈江口。王审孤虚，观向背，纵兵亲击，大败彼师。因命长男凤伽异、大军将段全葛等，于邱迁和拒山后赞军。王天运悬首辕门，中丞逃师夜遁。军吏欲追之。诏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结果吐蕃与南诏军队联合大破唐朝军队，唐军伤亡六万人———许多人死于疾病，鲜于仲通只身逃回成都。唐朝进攻南诏失败以后，为了鼓舞士气，竭力掩盖失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年六月壬辰条载：“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虏六千三百，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 然后考证曰：“国忠时在长安。盖剑南破吐蕃，以国忠领节制，故使之上表献俘耳。时国忠已为大夫，云中丞，误也。” 又《册府元龟》卷四三四将帅部《献捷一》上亦详细记载此事。这两条史料皆证明天宝11年唐剑南军事上的胜利。但方国瑜先生引《新唐书·吐蕃传》曰：“吐蕃与蛮阁罗凤联兵攻泸南，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蛮众六万于云南，拔洪州等三城，献浮口’”以证明以上两条记载为子虚乌有。方先生的考证应该属实。但由此可以看出杨国忠伪造军事上的胜利目的在于继续对南诏用兵以报天宝十载败绩之仇。
天宝12载（公元753年），在杨国忠的支持下设立了由何履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诏，但此举收效甚微，连收复姚州也成了泡影。此次失败，不见于唐代史籍，惟记载于《南诏德化碑》。从此，在杨国忠的单独决策下，唐朝军队陷入了进军南诏的怪圈之中。《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阁罗凤所擒，举军皆没。”杨国忠进攻剑南最终以失败而结束。
天宝年间的唐朝，从皇帝到宰相和镇将，朝廷上上下下像中了战争魔一样，无端挑战，四面出击。结果，弄得沿边不安，内地人心骚动，大唐濒临由盛转衰的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