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重开科举，吴伯宗脱颖而出成为明朝首位状元。

这位状元不仅在朝堂上受到皇帝青睐，还以外交家和翻译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从奉使安南到翻译《天文书》，吴伯宗的人生轨迹展现了明初对外交往的缩影。

他究竟如何在异国他乡展现才华？又为何能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鲜为人知的外交家与翻译家

由于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和明朝都会的政治优势，中国在明代又进入对外交流频繁时期。

吴伯宗是朱元璋重开科举后钦点的第一位状元，但他作为外交家和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知识的翻译家的两重身份，却并不为人所熟知。

通过对其个人文集《荣进集》进行研究，并参校相关明清史料，文史学者、秦淮·非遗馆馆长尹磊勾勒出吴伯宗的精彩人生。

在他看来，无论是奉使安南，还是与他人共同翻译《天文书》，吴伯宗均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朱元璋钦点“明代首元”

金陵殿试考场还有三名高丽人

作为“明代首元”和元末明初声望卓著的文学之士，吴伯宗的生平却一直掩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

其作为 14 世纪科举出身的外交家和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知识的翻译家的两重身份，并不为人所熟知。

事实上，与吴伯宗家族相关的藏品，在南京一直有所展示。

那就是位于中国科举博物馆入口处的“科第世家”府邸牌坊。

为吴伯宗家族故居之物，在建馆时由吴伯宗的后代吴鸣先生所赠。

公元 1370 年，朱元璋重开科考，举行了开国后的第一届乡试。

出身书香门第的吴伯宗在其中名列第一，获得解元；

洪武四年，吴伯宗赴南京参加殿试，被朱元璋亲自擢升为第一名，从而成为有明开科举士后的第一位状元。

据尹磊介绍，得益于吴伯宗个人文集《荣进集》的刊印，其参加科举考试的乡试三场文、会试三场文和殿试策均保存了下来。

《明实录》中也留下了吴伯宗参与殿试的详细记录：洪武四年三月乙酉朔，策进士于奉天殿，登第者百二十人，赐吴伯宗等三名进士及第，第二甲十七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百人，赐同进士出身，诏赐伯宗朝服冠带，授礼部员外郎。

高丽入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朴实、柳伯儒皆不第，三人俱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厚给道里费，遣舟送还。

由此可知，作为明朝第一位状元，朱元璋对吴伯宗是青睐有加，不但赏赐了冠带袍笏，还封他为礼部员外郎。

它同时也说明，在明朝第一次殿试者中，包括了三名高丽人。

科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影响不仅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占有核心地位，而且还曾作为“特产”出口，渐次被周边东亚国家所效法，一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作用。

其中，朝鲜王朝的科举甚至比明清时期的中国还频繁；

越南的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 1919 年，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

据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海峰研究，早在唐宋两代，中国即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

其时，作为先进文化异邦，唐都长安成为四夷向慕、万方辐辏的国际性大都会，许多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

这些异国学子修习中国的经籍诗赋后，可与中国的生徒、乡贡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为了优待异邦士人，自唐穆宗长庆元年之后，每年的进士科考试都会照顾录取一至数名外邦举子，即为“宾贡进士”。

以宾贡身份应进士科考试者，主要是新罗及其以后的高丽、渤海国以及少数长期居留于中土的大食、波斯人，至明代尚有安南、占城、琉球人应试。

奉命出使安南

拒收黄金赠礼留下“名德” 洪武八年，吴伯宗从被贬谪的凤阳被召还，后奉命出使安南，即今天的越南。

据尹磊考证，根据《明实录》及《明史》可知，吴伯宗曾著有《使交集》，这是他在安南与当地文士唱和的诗文以及有关此次出使的记录，但原集已佚；而后人为其编辑缀合的《荣进集》，其相关诗文也不能采信。

但是，明人林弼文集中保留的一篇文字，却让人可以大概了解吴伯宗之奉使的具体情况：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与礼部员外郎吴伯宗、顺庆府照磨韩君子煜同使安南，越四月至其国。

其王炜郊迎查书，至宫北面拜跪，受上赐如礼，遣贡方物，奉表陈谢。

滨行，炜遣陪臣持黄金若干两为赠，弼与二君峻辞却之。

子煜曰：“嫌疑必慎，亟取纸笔，俾臣具状领回，复语其执政以却之之故。要在上不失圣朝之体，下不失远人之心。”

“林弼是元末明初的知名儒士，洪武年间曾两次出使安南。洪武十年，是他第二次奉使安南。当时安南国与占城交兵，安南国王陈煓战死，其弟陈炜继位，朱元璋派遣林弼一行前往安南，意在安抚双方。”

尹磊分析说，从林弼记录可知，使团成员中就包括了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吴伯宗和时任顺庆府照磨的韩子煜。

照磨，即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的官员。

结合相关史料可知，此次奉使总体比较顺利，新任安南国王恭迎了明朝皇帝的圣旨，还奉上了包括驯象在内的方物贡品。

《明史》称：“伯宗之使安南也，以名德为交人所重。”在尹磊看来，这当然是由于安南兴科举、重状元的传统。

《广舆记》记载另一位出使安南的状元任亨泰的事迹时，就提到当时的安南国王曾经表示：“状元不可得也，当异其礼。”从而“待之加重”。

由林弼记录可知，在奉使任务即将完成之际，还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寻味的事件，即安南国王陪臣在送别林弼一行时，赠送黄金作为礼物，遭到了林弼、吴伯宗、韩子煜三人的一致拒绝。

“洪武一朝，对于官员贪赃受贿和违禁的惩处极为严格。”

尹磊说，韩子煜当时还非常机智地提出，先领收礼物，再具状安南当时的执政者予以退还，这样的变通之策对于安南陪臣和执政均不失礼。

翻译西域著作

在丝绸之路传播知识 由于出色完成了一位外交家的使命，从安南归来的吴伯宗，被任命为国子助教。

在他接下来的仕宦生涯中，可称顺风顺水，后来甚至受命担任正五品的武英殿大学士。

洪武十五年，还有一件事的发生与吴伯宗的人生有着密切关联，这就是吴伯宗与他人一起对丝绸之路传来的著作《天文书》进行了汉译。

尹磊认为，这件事更应该让人记住的是吴伯宗“翻译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讹传讹的“天文学家”。

吴伯宗任礼部员外郎后，曾参与修撰《大明日历》，吴伯宗担任纂修，并与其他数人一道负责雠校缮写工作。

明人对吴伯宗与修日历一事给以高度评价，《翰林记》云：“国初纂修，皆用山林隐逸之士，洪武日历纂修者皆儒士，职官独员外郎吴伯宗一人。”可见洪武初开科举之得才。

“坊间因‘日历’之名，不考其实，将此作为吴伯宗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其实‘日历’并非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所谓修日历之事，其实是对唐、宋以来史官以编年体例逐日记载国家重大事件的一种承继。”

据尹磊介绍，从《明实录》的记载以及宋濂《〈大明日历〉序》来看，吴伯宗所修“日历”，是对朱元璋起兵以来一直到洪武六年十二月为止重要事件的回顾性整理。

从丝绸之路传来的《天文书》，则是一本占星学著作，由吴伯宗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共同翻译。

该书作者是活跃于 10 世纪下半期至 11 世纪初的著名伊朗天文学家阔识牙耳，他用阿拉伯语撰写此书。

汉译本是根据作为中介的波斯语译本翻译而来，而在其尚未译成汉文前，其中的相关占星学知识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由于元代西域人和汉人杂居，成为普通民众日常交流的话题。

其时，朱元璋下令对“西域书”中涉及天文、阴阳、历象方面的著作进行翻译，并留下口谕称参与翻译者“素习本音，兼通华语”，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但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母语，而且也通晓汉语。

此外，朱元璋还特地强调了翻译的宗旨，“惟直述，毋藻绘，毋忽”，即要求翻译者直述其意，不得加以遗漏，以便能明白其中意思。

《天文书》的翻译非常迅速，从洪武十五年“立项”，到洪武十六年二月就已经完成并且誊写进呈，同年又出现了“内府刻本”。

“可见朱元璋选取翻译的著作，对于其本身极具重要性，对此书的需求非常迫切。”尹磊介绍说，从刊刻的 1383 年到 1674 年近 300 年间，此书一直受到明清帝王的重视，并作为珍本秘籍在宫廷近臣或族人中小范围浏览。

尹磊表示，吴伯宗出使安南、翻译《天文书》只是一个开端，随着明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海、陆丝绸之路上交往和联系密切的空前盛世即将到来，吴伯宗作为科举制度所选录的杰出人才，无疑在这个大交流到来之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