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珺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图书

《西游记》是毛泽东最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贯穿了其一生的读书生涯。他非常欣赏书中敢于冲破清规戒律束缚、同强大天庭力量抗争、与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主人公——孙悟空。在他的著作、讲话中，也常常以孙悟空为例作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当谈到与日本帝国主义开展包围和反包围斗争时，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会见陈立夫，谈话中以孙悟空自喻，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的事情，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做报告。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甚至在毛泽东的诗作中，也有取材于孙悟空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苏联不断向中国施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孙悟空形象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1961年11月17日，他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惧压力的坚定决心。

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喜欢《西游记》，其原因不仅在于欣赏该书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认同作者讴歌的敢于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恰与他自己的性格不谋而合。这一点，从他批阅与《西游记》相关研究文章中也能体现出来。

1954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张天翼《〈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在文中，张天翼对孙悟空这一敢于抗争的英雄形象进行了颂扬，认为“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做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都画上了一条横道。在最后一句“力量不敌而已”下画了两条横道。段末还画一个大圈。然后，又写下了“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批语。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童思高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文中，童思高认为《西游记》是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线。

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孙悟空的评价和引用虽然较多，但反映善恶观的评语，据现存史料来看，只有下面一条：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 “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这个批语写在光绪辛卯年（1891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明代吴承恩著）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一段文字旁。这段文字是：“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故事叙述的是，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逐回花果山后，作法打死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千余猎人的故事。

就《西游记》具体情节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的最终目的是取得真经，劝人为善，达到佛门真谛。然而，在如何达到“善”的方式方法上，唐僧和孙悟空出现了分歧。唐僧以善求善，认为善是感化邪恶的不二法门。即使是因善而遭遇种种危险，甚至险些丢掉自己性命的时候，依然固守这一理念。而孙悟空不同，他主张对妖魔鬼怪主动出击，坚持除恶扬善的行事准则，不相信忍让和言语教化就能除恶的哲学。因此，他多次与唐僧发生分歧。每次，唐僧都向他进行“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谆谆教诲”，甚至不惜念“紧箍咒”来惩罚“劣徒”。

在行善问题上，毛泽东无疑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他认为，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观点，是乡愿思想。“乡愿”出自《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后用“乡愿”代指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毛泽东这个论断十分精准地概括了唐僧的性格特征。他之所以反对这种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不但不能鼓励人们去同奸邪势力做斗争，反而助纣为虐，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作恶之徒的嚣张气焰。而孙悟空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正是由于他坚持斗争，坚持武力降服妖魔，才多次挽救了唐僧等人的性命，并最终到达了西天，取回了真经。毛泽东称赞说：“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认为孙悟空的非“乡愿”思想，才是“此言果然不差”。

联系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来看，信仰“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力革命思想的他否定唐僧“乡愿”思想而肯定孙悟空的做法并不为奇。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的一生也是在不断斗争、毫不妥协的实践中度过的。他从《西游记》中读出了人生的哲学，也从《西游记》中悟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真知。这恐怕是一直到他晚年，还在书房里存放着五种版本《西游记》的缘故吧。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