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杀身亡。 短短58年的人生，傅雷与那个时代一样潮起潮落，命途多舛。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 4岁时父亲因冤狱病亡，傅雷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督促傅雷学习方式非常极端，有点“容嬷嬷上身”的味道。 傅雷对于自己童年的印象：“只有愁容，不见笑声。” 几十年后，傅雷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儿子，童年的痛苦一直延续两代。 1925年，17岁的他参加五卅运动，他走上街头，控诉帝国主义罪行。 1927年去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在此期间完成了多部法文著作的翻译。 1931年，傅雷回国，受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傅雷沾花惹草、婚内出轨，而他的夫人朱梅馥大度宽容甚至成全。 傅雷与朱梅馥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朱梅馥比傅雷小5岁，1932年，他们在家人的祝福下，走进婚姻。 在外人看来，这对夫妻简直“水火不相容”：他性刚，她性柔，一个是火，一个是水。 朱梅馥学会了煮咖啡，因为傅雷爱喝；她在院子里种鲜花，因为傅雷喜欢鲜花；她帮傅雷把文稿排序，一笔一划誊抄，因为傅雷文稿太多，自己忙不过来。 朱梅馥几乎包办了家里所有的事情，只为让傅雷专心工作。 其实，朱梅馥也算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是清朝秀才，她自己也曾就读女校，学习音乐和外文，还能弹一手好钢琴。 但她的一生，没有什么梦想，唯一的心愿，就是陪伴傅雷。 傅雷自杀很多年后，傅雷的儿子说，根据父亲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他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朱梅馥为什么选择和傅雷一起从容赴死？ 大概是因为那个男人都不在了，自己活着也没意思了吧…… 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来了，又走了。刷大字报、抄家、殴打，整整四天三夜。 这就是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最后几天的日子。 9月2日晚，朱梅馥最后一次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两人并肩灯下，共同完成了一份写给朱梅馥兄弟的遗书。遗书事无巨细，从代付的房租，到待处置的遗产，都一一叮嘱清楚。 他们还在信中申明了，遗产中留出600元给保姆周菊娣，“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绝笔的最后，傅雷还写道：“使你（指的是朱梅馥兄弟）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信封中另有53.3元，那是两夫妻的殉葬费。 9月3日凌晨，傅雷自尽；待丈夫没有鼻音后，朱梅馥把他扶正安放在沙发上。 待一切收拾妥当之后，她从土布被单上撕下一长条，悬在窗前自缢了。 细心如她，没忘记在地板上铺上厚厚棉被，以防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 然而，他们的骨灰无人去认领。 这时，有一个女子站了出来，她叫江小燕。 她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傅家毫无关系，只是傅雷的粉丝。 当她得知傅雷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国外，无法赶来，无人出面认领骨灰，而火葬场又不允许保留的时候，江小燕动了一个念头：她要冒名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 一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并没有同意。然而，江小燕却哭着对工作人员说，“我的干爸和干妈在的时候，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现在他们走了，我却没有办法为他们安排好葬礼，这已经不是不孝了，而一个孩子的父母去世了，怎么可以对他们的骨灰置之不理呢？” 工作人员见江小燕这么痛哭流涕，也不忍心，便同意了她的请求。 几经周折，她与傅雷夫人之弟朱人秀取得了联络，写信解释了来意。 就这样，傅雷夫妇的骨灰，被领走后保存在上海永安公墓。 1977年，傅雷的儿子傅聪回到家乡，知道他的父亲和母亲的骨灰被保存，深受触动。他曾几次拜访江小燕，向她表示谢意。他们提出要和这位救命恩人合个影，但被江小燕婉言谢绝了。 2013年10月，几经周折，傅雷夫妇骨灰正式入葬于上海福寿园的海港陵园。 之前，他们的骨灰几经迁徙。 他们的碑文上刻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背面是：“傅雷，赤子之心，刚正不阿；朱梅馥，宽厚仁义，贤良淑德，与傅雷生则相伴，死亦相随。” 傅雷一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其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 傅雷生前没有单位，没有学位，也没有职称，他是中国文化界除了巴金外惟一没有单位、不拿工资、全靠译书稿费生活的人。 傅雷一辈子也没有获得过什么奖，他唯一的荣誉性头衔，不过是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的会员而已。 但是无论境遇如何，傅雷先生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