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疫情历史提出的重大疑问：病毒学家们贡献大还是危害更大？ 今天看到一条消息，病毒学家石正丽加入广州国家试验室，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自然》发表重磅研究成果。她最新的研究成果是首次提出“定制化冠状病毒受体”的概念与方案。 据称，这个方案，为不依赖天然受体构建易感细胞模型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与工具 。这项成果不仅在新冠病毒研究上取得突破， 还通过纳米抗体噬菌体文库的筛选手段，为来自六个不同亚属的十二种“冠状病毒”设计了人工受体 。 作为一名有机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通过学习研究，对于病毒的基本常识我还是能够理解的。 “定制化冠状病毒受体”这个概念，一看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这说明，病毒学家们可以对病毒通过基因编辑等手段进行改造，也能人工定制冠状病毒的受体。 此类研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这个过程和结果的风险是极高的。是正面意义大还是负面意义更大？我持怀疑态度。 通过百度百科，看到她“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的头衔之一，那就说明，她的研究成果，是可以或者需要与美国微生物科学院联合实施并共享的。 所有人都还记得，肆虐全球、危害了中国整整三年、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新冠疫情”，石正丽是风口浪尖人物之一。但没有证据证明，石正丽对新冠疫情的爆发负有责任。 如今，石正丽又加入了广州国家实验室，让我产生了一个最新的而且是非常重大的疑问： ——回顾中国乃至世界的疫情历史，为什么在病毒研究机构和病毒学家们前所未有的这么多、病毒学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的重大疫情和危害，反而超过了医疗学说和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解放前乃至中国古代？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02年底“非典疫情”爆发的这53年里，就没有爆发过大规模典型的新型病毒类疫情。发生过的鼠疫、霍乱、血吸虫病、天花病、麻风病等疫情，都是古老的疫情。即便是病毒类的亚洲流感、香港流感、上海甲肝等疫情，造成的传染面也不大，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不算多。 而民国时期三次最大的疫情也都是霍乱，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极其落后、国家几乎完全没有强制防疫措施和有效救治的情况下，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只有60万左右。 但到了2002年，世界和中国的医疗技术、病毒科研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医学水平高度发达之后，为什么中国却爆发了“非典”疫情？ 至于2019年的“新冠疫情”，造成的危害和恐慌之大，所有的网友都是亲历者，体会深刻。不必多说。 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五个很重大的问题，第四、第五点最重要： 第一，“新冠病毒”到底是怎样来的？是实验室病毒还是“自然界病毒”？真是石正丽说的蝙蝠就是新冠病毒的宿主吗？那么果子狸真是“非典病毒”的宿主吗？ 第二，如果蝙蝠真是“新冠病毒”的宿主，为何之前几十年就没有传染给人类过？就算蝙蝠真是“新冠病毒”的宿主，有没有病毒学家们从深山老林里采集了带到实验室的过程中泄露并扩散出来，导致“新冠疫情”爆发的嫌疑？ 第三，“新冠病毒”到底是自然界的病毒，还是自然界的病毒被实验室进行基因改造之后的新型传染性致害病毒呢？ 第四，“新冠疫情”强制防控的三年里，有多少涉及“新冠疫情”防控防治产业链的企业发了大财？又有多少其他企业因此而倒闭？有没有著名的病毒学家与这些企业有利益关联？那么，“新冠疫情”的爆发，有没有“生物战”的嫌疑？有没有“通过病毒做疫情生意发大财”的嫌疑？ 第五，病毒研究机构和病毒学家们对疫情的防控真正有益作用在哪里？有没有必要限制病毒研究的领域和手段？他们是贡献大还是危害更大？美国热衷于病毒研究，并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真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吗？ 事到如今，中国也只能必须进行病毒研究。但需要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吗？我认为，管理措施必须做到无以复加的严格程度，甚至必须达到“非人性化”的严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