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飞

《长安回望：汉唐文言小说考论》李鹏飞著文津出版社

清人莲塘居士在《唐人说荟·例言》中引宋人洪迈的话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这话虽不一定真是洪迈说的，但此观点把唐人小说跟唐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学形式——诗歌相提并论，还是颇有见地的。不过，尽管三百多年前的清人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看法，直到今天它也并未成为一种普遍共识。

而对唐人小说的研究，也不过是最近二十年来才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或许是因为我的疏懒孤陋，闻见不周，这些年唐代小说研究的成果虽然已经颇不少了，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也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比如，唐代小说为何会发展到如此繁荣的地步，以至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唐代小说繁荣的时间为何没有出现在初盛唐，而是在中晚唐？这是令不少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问题。

此外，还有唐代小说是否有意虚构的问题，已被谈论四百多年了，是一个真正的老问题，自然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看来也还并未获得学界的一致认识。应该说，从人类思维发展的根源来看，虚构的行为必定是早就有了的，但它如何进入叙事作品之中，又如何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创作手段，前人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又是如何变化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真正重要的学术问题。

很多年前，笔者读过一批初盛唐诗人的别集，从中看到了一个清新刚健、乐观爽朗、诗酒风流的唐朝，一个飞扬着少年精神、蓬勃着盛唐气象的伟大时代。但随着对唐代小说的反复阅读和深入了解，我心中日益盘桓着一个奇怪的感觉，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些小说中的唐朝和那些诗歌中的唐朝，它们竟然是同一个时代吗？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唐朝呢？当我想到，撰写《冥报拾遗》这种“传鬼神明因果”的小说的郎余令，跟著名诗人王勃和卢照邻竟然都是好友；初盛唐时代有名的大手笔、诗文兼长、出将入相的张说，竟然写过《梁四公记》这样的志怪小说；而亲身经历了整个盛唐时期的牛肃，则写了一部规模颇不小的《纪闻》，其中所载的神异故事大都发生在开元、天宝时代；还有从盛唐进入中唐的戴孚，写的一部专讲怪力乱神的《广异记》，也收录了不少初盛唐时期的怪异之谈、鬼神之事——我实在看不出，这些小说中的大唐，跟那个群星璀璨的诗的国度有多少相似之处。然而，它们当然就是同一个时代！这不由得让我猛醒了：过去那么多年，那么多唐诗研究者笔下的那个唐朝，其实是并不完整也并不完全真实的唐朝啊！真实的唐朝，她的物质的、日常的根基难道不正是这些小说中所写到的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婚丧嫁娶与因果鬼神之谈吗？为《广异记》作序的著名诗人顾况，一口气提到了那么多六朝隋唐的志怪传奇小说，这些小说所反映的唐代社会，不仅仅是他自己，也应该是李白、杜甫、王维这些大诗人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吧？我尝试着把诗歌的唐朝跟小说的唐朝重新组合拼接在一起，虽然这重组远不可能是正确而全面的，但所得到的图像是如此陌生而新奇，也令人感到更真实而且丰富了。

正如笔者在另一篇小文中曾经说的，相对于唐代诗文这些内容比较抽象宽泛的文类而言，唐代小说乃是一种内容比较具体细致的文类。而相对于唐代的正史而言，它们又主要表现普通人的追求希冀与遭际命运。因此，存世数量庞大的唐代小说便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唐代社会生活的深邃而细密的窗户。

读唐代诗文，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唐人的情感、思想与精神世界，但他们究竟是如何实实在在地度过他们的日常人生的呢？这一问题从诗文中不大能找到答案，从小说中却能得到颇为丰富的启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