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人凤将一份长达400多人的枪决名单呈送给卢汉，卢汉只扫了一眼，冷冷地拒绝：“杀的人数太多，罪证不足，草率处理，恐怕难以服众，”而另一个人的出现，让此事迎来了转机。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2022.5.24【红色故事】49年蒋介石下密杀令，卢汉一字未改救下九十余人，让密令成了废纸）
1949年，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败局已定，面对三大战役的失利，蒋介石将目光投向西南，试图在那里构建最后的"复兴基地"，云南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进可攻退可守，成为蒋介石眼中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卢汉是蒋介石在西南倚重的实力派人物，他身兼云南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位高权重，卢汉的内心早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他的表哥龙云被软禁，部下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这些经历都让卢汉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动摇。
之前，卢汉已经秘密联系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桂黔滇边纵队，暗中提供支援，并约定共同起义，香港报纸突然传出云南将起义的消息，让卢汉和共产党都措手不及，这一消息也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连发电报催促卢汉前往重庆。
卢汉深知此行凶险，临行前，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叮嘱下属，一旦自己被扣押，云南即刻起义。
在重庆，蒋介石并没有对卢汉采取强硬措施，他知道，此时此刻，稳定云南的局势至关重要，不能将卢汉逼上绝路。
表面上，蒋介石对卢汉嘘寒问暖，允诺扩编军队，拨付军费，甚至口头承诺将驻扎云南的中央军也交由卢汉指挥，但这一切都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
蒋介石深知，要彻底控制卢汉，必须让他手上沾满共产党的鲜血，于是，“九九整肃”的阴谋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展开。
毛人凤和徐远举等特务头子抵达昆明，以肃清“反动分子”为名，大肆抓捕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制造白色恐怖。
这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杀戮，旨在清除异己，巩固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将卢汉牢牢绑上国民党的战车。
被捕人员名单上，赫然列着民国军学泰斗杨杰的名字，这位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著名将领，因反蒋早已上了黑名单，在卢汉的暗中帮助下，杨杰逃往香港，但最终还是被毛人凤派出的特务暗杀。
面对毛人凤递来的四百多人的枪决名单，卢汉深知自己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签字，便意味着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不签，则会激怒蒋介石，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卢汉决定拖延时间，他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签字，并巧妙地将案件移交军法处，利用繁琐的审判程序拖延时间。
同时，卢汉任命亲信杨振兴为审判长，牢牢掌握了审判权，通过金钱贿赂，卢汉又成功收买了蒋介石派来的军法官。
与此同时，卢汉也在积极寻找外部力量的帮助，代总统李宗仁的到来，让卢汉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知道，李宗仁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且与云南毗邻的广西一直是李宗仁的势力范围。
在李宗仁面前，卢汉大倒苦水，诉说“九九整肃”带来的民怨沸腾，并暗示李宗仁可以借此机会树立威望，在昆明各界人士的联名请愿下，李宗仁最终签署了特赦令，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
蒋介石的密电“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原本是要置被捕人员于死地，在李根源的点拨下，卢汉将电文中的八个字颠倒顺序，变成“罪无可逭，情有可原”，并以此为据，成功误导了毛人凤，为释放被捕人员争取了宝贵时间。
“九九整肃”事件，是卢汉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点，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展现了高超的权谋手段和过人的胆识。
他巧妙地利用各种力量，周旋于蒋介石、毛人凤、李宗仁之间，最终成功保全了进步人士的生命，也为自己赢得了起义的宝贵时间。
随着蒋介石将嫡系部队不断派往云南，卢汉意识到，与蒋介石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开始积极与共产党联系，商讨起义的具体计划。
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这标志着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彻底瓦解，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