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孔子晚年才是最悲惨的，一生更是幼稚。他最看重的学生几乎都不得善终，颜渊是穷苦潦倒短折，子路更是给剁成了肉酱。剩下一个子贡，则早就弃训下海经商，“鬻财于曹鲁之间”，完全是个商人，当做生意买进卖出之际，自然也不可能高唱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大道理，否则这生意还怎么做，不得搞成精神分裂？
所以，孔老师用尽一生心，自己没有完成理想，门下三千弟子也并无真正精神传人，照他自己总结是全世界“莫能宗予”。同时的中印希大哲里，孔老师的临终之际，也是最不坦然的，心境一点都不平和，可谓死不瞑目。倘若司马迁的记录没有错误，他不得已闭眼之前，就是不断失声痛哭，“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菱乎!”，翻译成普通人听得懂的话，无非“我这么死了，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然后“因以涕下”，就是一直哭，然后这么痛别人间。地球另一边的苏格拉底，死前内心就很平静，自觉献身真理夫复何言，唯一惦念的事，不过就是之前贪吃欠了朋友一只鸡，叮嘱门生“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如斯而已。
这里显然存在“中西分野”，对比明显。之所以如此，我以为是两人的世界观迥然有别，尤其是彼此的生活世界差异太大了。苏格拉底们是生在和平年代，对眼前社会尽管也不太满意，但起码大家都在小民寡国式地安度时光，所以他们有那份闲暇和心思，一味地追寻精神满足，最怕是自己学习成绩太落后了；孔子则不同，一生下来要面对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礼崩乐坏，他要能做一枚“精致利益主义者”，跟当时所有读书人那样，只求吃好喝好光宗耀祖，就此独善其身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个异常好学的有志之士，骨子里是个既高傲又极其善良之人，那颗“不忍人之心”就是拯救世界，所以终其身都很焦虑，可一点都不从容，至少不是于丹教授所教导的那样申申如也。
可孔子的要害就在于，他出身底层，毫无力量与背景，要养活自己都比较吃力，现实又不是好莱坞爆米花大片，非要去拯救全世界，那不是痴人说梦么？更何况，那般溃烂时代，世界一切都在极速腐烂，压根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也确实得出现一个嬴政才能临时巴扎个创口贴，任何人都是徒劳无功的。从这一点看，老子和庄子，实际都不算悲观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而且是极端聪明极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早意识到什么付出都是空耗，甚至可能是溃疡的加剧力量，所以还不如彻底的“无为”，躺下来等待天亮的那一日。这是乱世时代，正直之人可能有的两种选择：要么彻底不争，坦然当个犬儒主义者；要么以身入局，舍一身剐去勇敢试一试。而孔子的悲怆与悲剧感都在这里。
那一日，孔子去见老子，两个人的对话，看似打哑谜，犹如典型潮汕人做生意谈判前非得喝上几个小时的单枞茶，还会云蒸雾绕一通弯弯绕，什么都不讲明白，但仔细去体会，就可以知道，他们讨论的中心，始终都在“这个世界还值不值得”这个主题上。孔子觉得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老聃您也应该振作点，老子则一个劲在劝说，“年轻人，得了吧，我吃过的东北优质大米可比你走的路还多，这不是你该操心的”，反正是求同不能，存异尚可，就此一哄而散。再往后，道门高徒庄子写了那部近10万的大书，没钱买墨水买简策，自己亲手制漆亲手砍竹子，饿瘪着肚皮也坚持要写，实际也是把孔老师当影子对手，继续纠结那个“这个世界还值不值得奉献”的话题。
毫无疑问，无论是之前的道家，还是后来居上的法家，都觉得孔子很幼稚。实话说，我读《论语》读《孔子世家》，也认为孔子幼稚。孔子的理想，放在现在，实际也跟“祈祷世界和平”那番论调差不多，任谁听了都发笑。只是，我们作为后来人，有全知视角，是知道孔老师想了什么，特别是做了什么的。还是那句老生常谈，我们挂在嘴边的那些消沉意见，孔老师心知肚明；我们焦虑的那些现实困局，孔老师一清二楚。但他不是嘴炮，不是空谈家，不是忽悠大师，他终身不懈地，一步一步在完善、在推动那些。我觉得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壮大自身，尽其所能谋求一定的位置，去改变现实；如果一己之力太薄弱，那就全副身心培育传人，而且是越多越好，然后期待弟子能够接过传灯之火，燃烧下去。孔子的幼稚，确实又是他的伟大之处。
当然，孔子的理想实际最终落空，至少在我看来，真实状况就是如此。不说学生们如何给力了，实际在有生之年，就他自己那些得意弟子，颜渊子路以外，早就背叛了他的理想。他苦笑，他无可奈何，他惟有失声痛哭在，直到生命尽头。还是从这一点看，我素来觉得孔子很凄惨。读孔子，我常常想起当代作家奥兹的那段名言：“悲剧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终结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式的悲剧，收场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
孔老师就是“契诃夫式悲剧”的典型。壮美又压抑，凄凉又酸楚，而且无时不刻渗透着一股无望与破灭感，会让脆弱的人也想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