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蒋介石的老侍卫长王世和病重卧床，对前来探望的俞济时说：“我都快死了，老头子也不愿意见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王世和的祖父和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是堂姐弟关系，因此论辈分的话，王世和是老蒋的侄子。靠着这层关系，王世和年少时就在蒋家的铺子当伙计。王世和在店铺里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使得蒋家人对他赞不绝口，老蒋得知后，也对他注意起来。 老蒋在广东担任粤军参谋长后，见对他敌视的粤系军官不少，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返回溪口老家，招收子弟充当侍卫。老蒋挑选了几个蒋家族人，将他们交由王世和管理。就这样，王世和由一个店小二，一跃成为老蒋的“侍卫长”，身份转换之快，可谓惊人。 黄埔军校成立后，老蒋将王世和及前来投奔的表外甥俞济时送入了一期班。王世和心眼不多，人情世故这方面比较欠缺，在校期间人缘不好，加之资质一般，在一期学生中，成绩、表现都属于末流。相比之下，俞济时就要灵光的多。 身为军校校长的老蒋，对王世和、俞济时在校的表现看在眼里，心中的天平也就渐渐倾向于俞济时了。 北伐开始后，王世和被任命为警卫团长，后又升任侍卫长。职务上去了，王世和却显得难以胜任，他有好赌的毛病，经常是晚上通宵打牌，第二天去当值。一来二去，老蒋发现王世和老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派人调查得知原委后，气得暴跳如雷。 1935年，老蒋改组侍从室，任命亲信钱大钧为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是老蒋的历任侍从一室主任中，唯一兼任侍卫长的，一时间可谓风头无二。 “西安事变”后，老蒋对钱大钧有了怀疑，虽继续让他担任侍从一室主任，但不再让他兼任侍卫长，而是将王世和重新调回。 耐人寻味的是，王世和对外的职务是“侍卫长”，但任命令上却是“副侍卫长”。显然，王世和只是个过渡，是老蒋无人可用的应急。 重任侍卫长的王世和，在一年多后的南岳会议期间，因“缺乏警惕性”，引起了老蒋和宋美龄的不满。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老蒋在南岳衡山古镇西侧白龙潭召开军事检讨会，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后，参会将领纷纷返回原防区，老蒋乘专列前往广西视察军务。 车到广西全州临时停靠时，驻守当地的一个师长，带着几十个营以上军官前来求见，想让老蒋训话。 听到动静的王世和出来后，向师长解释，说：“天色已晚，委员长都休息了。” 师长说：“我们来的这些人，大都是黄埔生，好不容易能见委员长一面，还请侍卫长通传一下。” 王世和自然不敢去叫醒老蒋，但又不知如何处理，因此和一众军官们在车厢门口絮絮叨叨了半个多小时。 后来，听到动静的几个军委会高参出来，将带头的师长训斥一番后，这帮人这才悻悻离开。随车的军政大员担心出变故，去和还未休息的宋美龄商量后，让火车马上开走。 事后，本就对王世和不喜的宋美龄，向老蒋打了小报告，大意就是几十个军官聚在车厢门口半个多小时，王世和竟然不知如何处理，实在没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难堪大用。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使得老蒋对王世和的不满加剧。1942年，时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的俞济时，被老蒋调来担任侍卫长，王世和被打发去67军任副军长。 王世和跟随老蒋多年，又有黄埔一期的身份，竟然只得了一个副军长的头衔，可见老蒋对他有多不满了。 对比王世和，俞济时明显受重视和信任得多。侍卫长名义上还有侍从一室主任这个上司，为了提高俞济时的地位，老蒋专设了和几个室平级的侍卫室，让俞济时和几个侍从室主任平起平坐。 老蒋在大陆时的四大侍卫长中，以王世和的发展最差。钱大钧是老蒋的“八大金刚”，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等要职；宣铁吾当过稽私署长、上海警察局长、淞沪警备总司令；俞济时更不必说，是随侍老蒋最长的人，抗战胜利后以“军务局长”、“总裁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又兼任侍卫长的角色，蒋氏夫妇对他颇为信任。 反观王世和，不再担任侍卫长后，连军长这类实职都未担任过，调来调去，总是副职的身份，后来干脆只有一个“中将参军”的虚衔。 关于王世和的失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和老蒋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老蒋的次子蒋纬国走的太近，常在人面前拿陈洁如、蒋纬国和宋美龄、蒋经国作比较，称赞前两人。 宋美龄本就对老蒋和陈洁如的事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又对蒋纬国心存戒心，如此一来，王世和等于同时招惹了宋美龄、蒋经国，其后果可想而知。 王世和跟着国民党逃台后，挂名“中将设计委员”领取薪水。1960年，王世和病重，老蒋反应冷淡，这让王世和很难接受，对前来探望的俞济时大发牢骚。倒是宋美龄，专门派人传话王世和，让他好好养病，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7月，王世和病死，死后既无隆重的葬礼，也未追晋军衔，老蒋和这个侍卫长，早已是形同陌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