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为什么讨厌林徽因?抗战最艰难时，冰心为了一张舒适的席梦思大床垫，竟动用紧缺的军车从昆明运到重庆，而林徽因却在病得命悬一线时，拒绝出国避难，誓与民族共存亡。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陷入了战火纷飞的苦难之中。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冰心与林徽因，这两位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在战争中的选择截然不同，因而引发了后人对于家国情怀和个人价值观的深思。
抗战时期，冰心一家因战乱流亡到昆明。1940年，冰心受宋美龄邀请，准备前往大后方重庆任职。当时的重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
然而，从昆明到重庆的路途十分艰险，在那个汽油稀缺、物资匮乏的年代，交通运输完全依赖有限的军车和汽油，而这些资源本应优先保障前线的军事物资运输。
冰心决定举家迁往重庆，并带着大量生活用品，包括一张体积巨大的席梦思床垫。这张床垫从昆明运往重庆需要消耗大量汽油。
据记载，当时一辆军用卡车在路途上往返需要消耗数百升汽油。而这样的汽油，在战时可以用来运输前线急需的药品、粮食或武器弹药，却被用于运输冰心的私人物品。
这一行为迅速引起了社会的侧目。在全国人民普遍节衣缩食、全力支持抗战的背景下，冰心的选择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即便她作为文学家在文化战线上有一定贡献，这件事仍使她饱受非议。
与此同时，另一位民国才女林徽因的选择却截然不同。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辗转流亡，最终落脚于四川宜宾的李庄。
李庄地处偏僻，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物资匮乏，医疗条件几近为零。而林徽因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这样恶劣的环境无疑让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42年，林徽因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
此时，林徽因的一些海外友人出于对她的关心，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前往美国治病。在美国，她可以获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资源，甚至有优厚的工作等待她。
然而，面对这份诱人的提议，林徽因毅然拒绝。她深知祖国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而她和梁思成肩负着保护中国古建筑、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林徽因曾对身边的人坚定地说：“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如果死，我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上。”
即使在病榻上，林徽因依然与梁思成一同整理古建筑研究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历史与记忆，在战火中尤显弥足珍贵。
林徽因的这一坚持，不仅体现了她作为文化守护者的责任感，更展现了她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牺牲精神。
相比之下，冰心和林徽因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冰心在战争最艰难时刻，优先考虑个人生活的舒适，却忽视了战争背景下资源的稀缺性和民族的共同苦难。
而林徽因则选择与国家共命运，即使身处困境，依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责任，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冰心性格相对孤傲，思想较为传统，对家庭、道德、文学有着自己的坚守和独特观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和人际交往中。
而林徽因则活泼、聪明，擅长社交，尤其是在北平的文化沙龙活动中，以其文化素养和社交魅力广受推崇。
冰心对于林徽因生活方式的不认同，尤其是后者经常组织沙龙、与男性文化名人密切交往，使得冰心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对类似行为进行了明显的讽刺。冰心认为林徽因“爱被男人包围”，这种性格和行为上的差异是两人矛盾的根源之一。
冰心通过发表作品《我们太太的客厅》，隐晦地批评林徽因及其社交圈，这种带有讽刺性质的文学表达，进一步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冰心公开批评林徽因“喜欢围绕在男性中间”，认为其虚荣、矫饰，这种带有道德评判的言辞，不仅让林徽因难以接受，也反映了冰心对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持有更为保守的态度。
在冰心发表讽刺作品后，林徽因用一坛山西“老陈醋”回赠冰心，以幽默的方式回应。冰心收到礼物后怒不可遏，气愤不已。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林徽因机智而直接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