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陆某去朋友家串门，突然发现军统的杀手刘全德也在，刘全德诡称自己准备自首，而实际上刘全德受毛人凤指派，潜入上海阴谋刺杀上海市长陈毅。 陆某解放前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刑警，上海解放后经过审查后被留用，他和刘全德认识，这次无疑的串门发现了这条公安部门找了许久的“大鱼”。 寒暄几句后，陆某随刘全德出了朋友姜冠球家，他心里十分矛盾，一直跟着刘全德怕要引起他的进一步怀疑，如要扭送他到公安局，夜里天黑自己又孤身一人，恐难对付，不仅不能如愿，反而使其警觉逃逸，为不引起刘的怀疑，陆某头也不回地离开。此时，刘全德目睹陆某离开后，才一人匆匆离去。 当晚，公安局杨副局长亲自听取了陆某的汇报，认为既然刘全德已经到了上海，就绝不能让他轻易溜走，更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姜冠球家刘全德的虽已去过，但仍要布置侦察人员加强守候，以防刘再度上门，同时令高某（曾是刘全德的学生）向刘全德极可能前往关系好的史晓峰（高某和史晓峰是同学）处出击。 11月9日中午，高某领命来到山西南路史晓峰所开的“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刚巧在门口碰到史晓峰，史晓峰见到多时不见的老同学，忙拖着高某上楼叙谈。推开房门，高某猛然看见刘全德正坐在屋里。高某一见到刘全德，即想到公安局交给他的任务，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稳住刘全德，以便见机行事。于是高某立即上前亲热地与刘全德打招呼。刘全德见到自己的学生，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师生相聚不易，惊的是此番自己一到上海，就是碰见熟人，心中不免起疑窦：是巧合，还是？ 刘全德毕竟老谋深算，他不动声色，边和高某交谈，边察颜观色，在言谈中试探高某。高某将计就计，对着刘全德大叹苦经，说自己解放后一直失业在家，想请史晓峰帮忙介绍点生意做，也好混口饭吃。 虽然高某对答如流，但刘全德这只老狐狸仍是疑心重重，他借口吃午饭时间已到，要高某留下来吃饭，陪他喝两蛊。留高某吃饭是假，想灌醉高某让他酒后吐真言是真。高某为消除刘对他的怀疑，便坐下陪刘喝酒。席上，刘全德频频给高斟酒，高则来者不拒，两人你一杯，我一盏，觥筹交错中刘全德对高某放松了警惕，说：“过几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我们再畅饮一番。” 高某见酒已喝得差不多了，便急于想脱身向公安局报告。这时，他灵机一动，趁刘、史不注意，将吸的香烟咬下半截吞下肚去，刺激肠胃，引起呕吐，于是佯装酒醉，告辞回家休息。刘信以为真，让高一人离席而去。 高某一离开史家，想打电话报告公安局，但又怕刘再次溜走，于是立即到马路上找了几个巡逻的解放军和交通警，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他们跟随他去抓特务。高某带着解放军与交通警匆匆赶到史家门口，他怕刘已离去，为免打草惊蛇，要军警在附近稍候等他。高以酒醉不能骑自行车要将车放在史处为由独自上楼察看，见刘全德已脱衣卧于床上，即下楼招呼军警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刘全德擒获。 刘全德被捕获后，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侦察人员的参战干劲。为迅速摸清刘全德的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决定一鼓作气，兵分两路，一路布置侦察员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处日夜伏击守候，以防其同伙闻讯潜逃；另一路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全德连夜审讯。 刘全德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潜入上海前后经过和活动情况，据其自供：1949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到定海找毛森，碰到特务头目季仲鹏，季要刘去厦门找毛森，毛森安排他去了台湾。到达台湾后，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和潘其武分别召见他，又把他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短期特种训练。 10月30日，毛人凤派刘全德和安平贵、欧阳钦到上海，限期6个月完成谋刺陈毅市长的任务，并把已经派往上海和即将潜沪执行行动任务的保密局技术总队上海直属行动组组长邱信和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江知平、副总队长梅文伟等特务分子介绍给刘全德，授权刘全德可以与之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可运用这两个特务组织配合行动。 刘全德潜入上海后，找了他认为可靠的老关系，先是把靠近市政府的福州路山西路口的史晓峰家作为他的落脚点，把姜冠球、田伯锦等处作为联络点，先后在姜冠球和田伯锦家与邱信、梅文伟接头策划暗杀行动。 最后，刘全德悲哀地说：“我这次到上海，算得谨慎小心，好多关系我都未走访，外出注意化装，避免碰到熟人，没想到，到上海才一个星期就落到你们手里。” 根据刘全德的供述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公安机关乘胜追击，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被一一捕获。1950年8月，市公安局奉命将刘全德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审理。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