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胡宗南和宋希濂密谋，将西南国军至少三十万人撤到云南，必要时退入缅甸。这个方案为何却遭到了蒋介石的痛斥？ 在蒋介石从台湾飞道重庆后，胡宗南、宋希濂牵头，联络罗广文、何绍周、郭汝瑰、赵秀崑等人，劝蒋介石长期留在重庆。 蒋介石并不愿意长留重庆，他婉拒说：“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实践学院，调训工作伊始，我要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北，而不能固定在重庆。” 见胡宗南、宋希濂等一干黄埔系将领面露失望，蒋介石又换了个语气说：“当然，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重庆乃西南之门户，我会经常来重庆的。” 当时，蒋系在西南的主力，大部由胡宗南、宋希濂两人指挥，两人见他们的校长不愿意长留重庆，不由得对战局变得非常悲观。 宋希濂和胡宗南曾做了一番长谈，两人算了一笔账，当时西南的国民党军虽然号称还有一百多万，但吃空额的不少。与此同时，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云南的卢汉等地方军阀，他们所掌握的部队并不可靠，减去这些摇摆势力，真正亲蒋的只有胡宗南和宋希濂两个集团，以及云贵一带的李弥、刘伯龙、余程万等几个军，这些部队加起来也就50多万，看似数量庞大，但是远非向西南进军的解放军的对手。 即使是西南控制的这几个省，其实也不完整，不久前宋希濂和贵州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通电话，得知仅滇桂黔边的解放军游击队，半年来就解放军县城20多个，成立了18个县政府和4个专员公署，辖人口350余万，云贵川的小股游击队到处都有。 因此，宋希濂认为，如果蒋介石能留在西南，对地方势力继续采取拉拢的办法，抓紧编练新军，还可以周旋一番。 鉴于蒋介石拒绝留在重庆，胡宗南和宋希濂商议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趁解放军尚未大举进攻前，把蒋军主力拉到滇西，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实在难以招架时，还有退入缅甸这个最后的出路。 于是，胡宗南和宋希濂一合计，拟出了两条自认为高明的方案。一是收缩防线，控制川南，西撤西康，逐渐向云南转移；二是按现在的布防，如果解放军突破西南防线，即主动撤出川康，将主力转移到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凭借滇西复杂的地理环境，与解放军长期周旋。 这天，胡宗南、宋希濂正打算去晋见蒋介石，面陈己见，不料蒋介石却派蒋经国亲自到胡宗南下榻处，恰巧见宋希濂也在，但一并通知，请他们去陵园，说有要事与二人相商。陵园官邸坐落在歌乐山半腰，是专为蒋介石在重庆修的一座别墅，由于歌乐山山高林密，陵园依山而建，其核心建筑又置于山洞之中，因此冬暖夏凉。 胡宗南、宋希濂到陵园时，蒋介石正在室内踱步沉思，显然，他已经等了多时。蒋介石望着两位爱将，亲切地说：“寿山、荫国，我今天请你们来，想听听你们对西南防御部署的意见。” 宋希濂示意胡宗南讲，胡宗南自知口才不如宋希濂，让他先讲。宋希濂当即将早已研究好的方案向蒋介石和盘托出。宋希濂讲完，胡宗南又附和着说了一通。 蒋介石听着听着眉头就拧成了一团，好不容易耐心听完了两人关于西南防线的意见。他面露温色，语气很不好地说：“寿山、荫国，想不到你们会提出这样的方案，这完全是拱手把大西南让给共军嘛！” 宋希濂、胡宗南张口正要解释，看着蒋的表情，就有不敢再说。 蒋介石强忍怒火，不悦地说：“共军正在进攻华南，两广恐难保全。西南地区是我们唯一的‘陆上台湾’。我用陆上台湾来形容西南，是因为只有保住了西南，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完成反攻。西南地区地形险要，物产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都很充足。所以，退居滇西既无战略价值，又无可取之处，我们要竭尽全力保住大西南，使大西南与台湾成为我们的两大基地。至于卢汉、刘文辉等人虽有迹象表明不太可靠，但只要他们不在后院放火，我们还是应主动团结他们。如果我们匆忙去控制西康，把持滇西，挤了他们的地盘，岂不是一切都乱套了。” 听了蒋的一番话后，胡宗南、宋希濂连忙表态，说他们只从局部考虑，以为退守滇西不失为保存实力的最佳选择，现在听了校长的一番话，这次发现校长的眼光确实比他们看得远。两人又信誓旦旦，向蒋表示要坚守大西南，与大西南共存亡。刚才所说退居滇西之话，都是一时糊涂，请校长鉴谅云云、 蒋介石听了胡宗南、宋希濂最后的表态，绷紧的面孔逐渐舒展了。这时，恰到开饭时间，蒋介石请二人共进晚餐，作陪的还有蒋经国、俞济时等人。蒋介石找胡、宋谈话后，又逐个召见其他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反复强调守住大西南的重要意义。 蒋介石虽然对胡宗南、宋希濂等守将反复强调要固守川北、川东，坚守西南，但他内心知道，四川是很难守得住的，因此，他把嫡系将领李弥安插到云南，就是为了在云南找一条退路。表面上胡宗南、宋希濂向蒋表态，支持倾主力防守四川，但是两人内心是很失望和沮丧的。 多年后，宋希濂回忆说：“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蒋介石同意了这个计划，让我和胡宗南把30万人撤到缅甸，那么后果就真的严重了，我也就是罪无可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