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日，杜聿明撤逃徐州，他的副参谋长文强在天刚亮乘吉普车在市区作了一次巡视。只见满街满巷尽是执枪士兵，拉民夫，抓牲畜和车辆，挨户打门，强取绳索扁担，翻箱倒柜，找衣服、干粮。 在徐州指挥所，遗弃的物资遍地皆是。卫兵一撤，即有成群结队的人一拥上前，把物资大包小筐抢走，大概盐是最不值钱的，白花花的撒得满地都是。 有个军官对文强说：“带头抢物资的是前进指挥部无法离开徐州的官员家眷，她们闻风报信，组织了一些身强力壮的人，暗暗包围指挥部，一俟卫兵撤走，便熟练地把物资捆好，满载而去。” 文强心如死灰，认为徐州如此秩序荡然，可见不许泄露的撤退军机早已泄露了。杜聿明还认为自己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钻了解放军的空子呢。文强想到此处，也无心继续巡视了，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地挥手叫司机赶快夺路回总部。 上午10时，杜聿明集团分三路撤退，指挥部安排在大军团中间，在第二兵团、第五军的护卫之下，出西门向萧县方向前进。文强在规定的集中地点等候多时，只等来了宪兵团长、特务团长等少数主官，其他人都早已抢先尾随在最先撤退的部队后面各自逃命去了。大路上人头攒动，像蚂蚁一样地向前蠕动着。人们唯恐落伍，争先恐后互相穿插，乱作一团。 为了抢道，一些征用来的汽车和骡马牛车，在路旁陇亩田畦间践踏而过。人马车队壅塞于途，反而造成寸步难移的局面，连杜聿明的坐车也无法通过。杜聿明只好下车，急得举起他那根手杖，狠狠地往田埂上敲打。发泄一通后，他也只好由警卫搀扶着绕道而行，消失在人流中。 文强站在一处离城几里外的高岗上，指挥他的第一纵队头尾相连，紧紧跟进。一个军官跑到文强跟前诉苦：“第一纵队人马尚在后边，无法过来。本来规定分三路撤退，现在已经分成千路万路了，简直是一窝蜂，糟糕透了。” 第一纵队所属的少将级别团长们，都是资历很深的，而且有特殊任务的，他们的派头超过了普通师长，现在却肯听文强的指挥，倒也说明杜聿明的面子不小。这时，突然传来几声震天巨响，文强一惊，急忙打听，才知道，原来规定在大军撤离徐州郊区后，再开始破坏集中到黄口车站的剩余武器弹药与火车头，不料以保密局特务头目张亦东为首的爆破大队，竟等得不耐烦，提前行动了。接着，第二处处长李剑虹也指使士兵举火焚烧军用地图、档案库，火焰冲天而起。 文强不禁浑身颤抖，发牢骚说：“他们如此不遵守军令，提前行动，爆炸的声音和冲天的火光，岂不是要泄露军机吗？” 第二天一整天，徐州“剿总”撤退的人流，仍然在萧县境内移动，离开徐州也不过50里。已经乱得不像话。文强好不容易在人流中发现第十三兵团的参谋长，又是一问三不知，既不知司令官李弥所在地，也不知殿后留置的一个主力师是否仍驻在山头。接着，文强又在人流中发现李弥兵团的第九军军长黄淑，他是负责派出殿后留置部队的，一问，也同样张口结舌。只说没有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殿后留置的主力师可能撤走了。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杜聿明也摇头表示无可奈何。参谋长舒适存和文强同坐一辆车，晚上躺下睡觉，他仰天长叹，低声对文强叫苦：“命该如此！” 第三天又奔波了一整天，算是赶到了孟集宿营。这是个较大的集镇，尽管杜聿明的总部已经靠拢了第二兵团，有了第五军作为依靠。但是当晚却接连发生了两起意外事件。 黄昏时，总部准备在一户地主院落中借宿。第二处处长李剑虹、政工处长简洁、特务营长杜宝惠等人在检查周围环境时，发现后门外一座五层古塔内有人，便包围搜查，结果抓到七个农民模样的游击队员。 此事顿时惊动了总部，李剑虹等人认为罪证确凿，主张立即处决，报告杜聿明后，杜聿明也当即批示“就地枪决”。李剑虹与军法处长一起拿着杜聿明的批示来找文强签字执行。文强问明情况后，却认为这样轻易处决七个俘虏不妥。 文强不顾有杜聿明批示在先，说服了李剑虹等人，毅然签了“暂缓执行”四个字。以后，文强又以带着俘虏行军撤退不便为由，瞒着杜聿明，找机会把那几个俘虏放了。 到了深夜，文强又被枪声从梦中惊醒，特务营．监护营便朝着人声嘈杂之处乱枪射击。 文强冒着严寒走出去，立在高墙下上下左右观察，只见星光点点，什么也没发现，只听到自己一方乱枪扫射的声音，却听不到对方反击的枪声，他断定是一场误会，才下令停止射击。不过已足足打了两个时辰了。 后来查清楚了，是由于通信兵查线，在黑夜中向业务兵取联络，业务兵高声喊叫：“来了！来了！”被人误听为“解放军来了！”一场虚惊，直闹到东方发白。在集外露营的坦克兵、辎重兵被打伤了不少。经这一折腾，杜聿明通夜未眠，邱清泉则红着眼睛大骂通信兵，并且威吓说要枪毙几个示众。 文强释放俘虏的这个处理，杜聿明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59年，在杜聿明即将特赦时，他却因有“杀害七个解放军俘虏”这个心事，后来杜聿明懊丧地向文强提起此事，文强才含笑向他说出了真相。杜聿明这才知道，文强帮自己减少了一桩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