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陈诚向蒋介石告密，说何成濬在西安事变中和何应钦联系密切，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再重用何成濬。 1937年11月，蒋介石为了调整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关系，调湖北省主席黄绍竑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一职，蒋考虑起用湖北人士。开始，蒋以准备要退隐庐山多年的严重出任。因为严重是北伐名将，邓演达的挚友，在湖北素有威望。 严重深知蒋并无诚意，推辞说：“我离开湖北多年，当不了省主席重任”。 蒋介石说：“严先生如不愿当主席，那就还是由何雪竹（何成濬）来当主席，严先生主管民政和地方军事，石瑛、张难先诸先生共同负责实际工作。”严重不便再推辞。于是何成濬再度出任湖北省主席，严重任民政厅厅长兼保安处处长。 1938年夏初，日军沿江进逼，武汉已成为前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湖北省府建设厅厅长石瑛有嫌隙，便借口湖北境内公路失修，不利于战事，在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上指责石瑛，并提议改组湖北省府。 蒋介石要何成濬再度担任湖北省主席本是一种策略，因为在抗战初期，“鄂人治鄂”呼声甚高，为了对付舆论，才抬出了何成濬。如今汪精卫提出改组湖北省府，正中蒋之下怀。于是，蒋介石“就汤下面”，再次改组了湖北省府，派自己的嫡系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濬这一任“主席”只当了一年多，便被蒋介石赶下了台。 1938年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并积极搜罗败类，筹划组织汉奸傀儡政府。蒋介石为了安抚何成濬，便让其担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表面上是主管军法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是一个“闲散衙门”，“总监”一职是一个闲差。因为那时并不按所谓“军法”办事，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 从1938年到1945年这七年中，何成濬始终守着“总监部”这个“清水衙门”，并未得到蒋的重用。其时，蒋介石每周在其“官邸”举行会议，军委会各部负责人均出席商讨军事大计。会中，何成濬多次提议均不为蒋尊重和采纳，使何极为尴尬。 稍后，蒋介石对何成濬的打击接踵而来。何的亲信、担任过湖北省府秘书长的杨揆一，投敌后担任了汪伪“伪湖北省省长”，蒋在报告此事的电报上亲笔批了六个大字：“交何成濬查办。” 杨揆一在武汉，何成濬在重庆，杨已投敌，叫何如何查办？！这显然是给何难堪。蒋介石、陈诚为了彻底搞垮何成濬，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撤去何的老搭档、老部下徐源泉的军职，所部由陈诚收编，徐源泉本人也被扣押，由蒋亲批“交军法惩办”。 徐部是何成濬手里唯一的一点本钱，竟轻易被蒋、陈吃掉；这还不够，还要假他这位“军法执行总监”之手，对自己的心腹“军法惩办”。逼得何成濬只得乞求何应钦出面力保徐源泉，才保全了徐的性命。 1945年，何成濬眼看自己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经无足轻重，便决心辞去“军法执行总监”一职，并建议撤销军法执行总监部，将军法业务归还军政部，设军法司主其事。蒋批准了何的请求。从此，何成濬脱下了军服，卸下了“陆军上将”的军衔，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了汉口，在汉中胡同邻德里二号闲住，过着“无官一身轻”、貌似安闲而实际十分痛苦的生活。 1946年，湖北省参议会成立，何成濬凭借他多年在湖北地方上的许多旧关系，同时得到他的老部下徐源泉在经济上的支持，便大张旗鼓地“竞选”议长。 选举的前一天，徐源泉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盛大宴会，预祝何成濬当选议长。席间，徐源泉起立发言：“何先生是元老，是我们湖北人的家长。我们的家长回省竞选议长，是我们湖北人的大喜事，湖北同乡的光荣。我们一千个拥护，预祝何先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在徐源泉等人的帮助下，何成濬如愿当选议长，不过，他虽然当上了“议长”，但在省参议会中并不能为所欲为，为处理议会中各派系的关系而伤透脑筋，较之昔日“省主席”的滋味可差远了。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撇开何成濬这位老行营主任不用，而任命程潜为“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已经表明了何的失宠。 之后各类“行营”撤销，蒋成立“华中剿总司令部”，又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负责指挥华中地区的军政。按照蒋介石所谓“总体战”的体制，“剿总”的权力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议会之上，何成濬仰承白崇禧的鼻息，这是何成濬所极不愿意的。 在“蒋桂战争”中，何成濬曾借刀杀人撵走了当时“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的白崇禧，两人结下宿怨，如今白崇禧掌握华中军政大权，根本不买何的账。何成濬预感到白崇禧之阴鸷可怕，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第一步以治病为由先逃上海，以静观时局之发展。 由上海移居香港。蒋介石几次派人去香港约请何去重庆，帮他支持西南残局。何成濬托词衰病，拒不赴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何成濬却厚着脸皮，奔赴台湾投靠，被任命为““资政”、“评议委员”等闲职。1961年，何成濬病死于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