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92岁高龄的王泽霖教授，在2020年捐出8208万元，建立学校的P3实验室。他的女儿得知后，只淡淡说了一句：“爸，你真了不起。” 1942年，王泽霖的家庭并不富裕，靠着王泽霖的姐夫赵福仁勉强维持生计。 赵福仁曾是红军战士，先后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尽管生活贫困，赵福仁却坚持信仰，并严格要求自己。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解放军的到来给了王泽霖莫大的震撼。 虽然家境清贫，王泽霖仍然努力学习，最终考入北京农业大学，专攻兽医专业。 1967年大学毕业后，王泽霖被分配到山西临汾的兽医院工作。 然而，王泽霖渴望进一步深造。 1978年，王泽霖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主修传染病免疫学。 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山西农业大学任教。 1984年，他应聘赴河南农业大学工作。 正是在这里，王泽霖发表了大量科研成果。 此外，王泽霖将“产学研协同”模式付诸实践，结合科研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转让与研究合作。 这一模式为他赢得了大量资金，他能不依赖国家资金，通过企业合作自给自足。 那个时期中国的禽病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在疫苗研发上技术匮乏，大量的外汇流入国外。 王泽霖决心投身禽病防控的研究。 1995年，王泽霖与学校签署了租赁协议，以每年20万元的价格，在学校内建立了禽病研究所。 王泽霖利用业余时间为农村的养殖户提供家禽治疗服务，既解决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又积累了科研所需的资金。 在这期间，王泽霖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工作，白天上课，晚上为病禽治疗。 王泽霖凭借不懈的努力，积累了近400万元科研经费。 他并没有将这笔钱用于享乐，而是将其全部捐给学校，用于建设实验室并购买先进的科研设备。 在科研的同时，王泽霖带领团队展开了禽用高效浓缩多联疫苗的研究，并成功建立了疫苗研发技术平台。 经过多年的努力，王泽霖团队筛选出了适合联合疫苗研发的毒株，并突破了多种重大传染性禽病的防控难题。 随后的几年里，王泽霖的科研成果不断取得突破。 王泽霖的研究成果不仅帮助解决了鸡瘟等禽类疾病防控问题，还成功研发出了多种兽用疫苗，获得了12项新兽药证书和3项发明专利。 他的研究成果还被应用到全国多个著名制药厂，转化率达到了100%，每年为国家创造了百亿级的经济效益。 他的贡献使得中国终于掌握了禽病防疫的自主技术。 到2005年，王泽霖的5个兽药证书被企业看中，并以5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为他和团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然而，王泽霖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实验室建设和科研平台的提升中。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王泽霖将全身上下的2000元现金捐出，并将家中筹集的20万元再次捐赠给灾区。 尽管社会各界对他的捐款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泽霖依然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王泽霖的科研不仅注重理论研究，更强调成果转化。 他每项研究成果都紧密结合生产需求，成果的转化率达到了100%。 2014年，王泽霖启动了一项新的疫苗研发项目，企业纷纷响应并提供资金支持。 随着项目的推进，企业收购了王泽霖的两项新药证书，并按照约定支付专利使用费。 2019年，王泽霖决定将他多年来积累的科研资金投入到新的科研项目中。 他向学校报告，准备用这些资金建立一个科研创新基金，用于支持年轻教师开展更多的科研工作。 2020年，王泽霖又提出建立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的计划，并将他所有科研转化所得的8208万元全部捐出。 2020年，他被授予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并获得了300万元奖金。 然而，王泽霖并没有将这笔奖金用于自己，而是将其捐赠给学校。 王泽霖的生活方式同样简朴，他从小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 尽管他的科研成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王泽霖却始终保持着节俭的作风，他的衣物常年穿旧，甚至在重要场合仍坚持穿着旧衣服。 平时，他选择骑车或乘公交。 出差时，他携带小板凳，住宿和餐饮都力求节省。 王泽霖的家人对于他的决定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们认为他将财富用来为社会做贡献，是值得尊敬 参考文献：[1]丁艳,周红飞.王泽霖：工作是最大的快乐 公益是最大的满足[J].晚晴,2020,0(1):2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