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造纸厂正要将档案通通化浆造纸时，一个人急匆匆赶来，说他愿出三倍价钱买下来。 1921年前后的中国，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和内部腐败让政府财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财政部已经空空如也，各部门经费严重短缺，教育部的情况尤为糟糕，员工们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领到工资。 办公室里，教育部的官员们愁眉不展。他们曾多次向财政部门请求拨款，却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国库已空，暂无资金可调配。有人提议裁员减少开支，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教育部的运转已经到了最低限度，再裁恐怕连基本职能都无法维持。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变卖故宫中存放的大内档案。这些档案自清朝覆灭后就被堆放在宫内，占据了大量空间，却无人问津。 这批档案被分两批出售。第一批是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重达十几万斤，被多个商人联合购买。而第二批，也就是明朝崇祯年间及清朝顺治到宣统年间的约八千麻袋档案，则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西单路口同懋增纸店的掌柜程运增。 程运增是当时北京小有名气的纸商。同懋增纸店经营多年，主要业务是收购废纸，送往造纸厂加工制成新纸再卖出。在民国初年，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纸张需求量大增，造纸行业利润可观。 1921年的纸张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学校教材、报纸杂志、政府文件都需要大量纸张，而原料却十分紧缺。对程运增来说，这批大内档案无疑是极好的造纸原料。他计算过，这八千麻袋档案能生产出相当数量的纸张，以当时的市价，至少能赚取三倍以上的利润。 买下档案后，程运增将一小部分放在了北京的仓库里，方便就近加工。而大部分档案则被他安排运往了唐山和定兴的造纸厂，准备通通化浆造纸。 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档案即将被永远销毁之际，一位名叫罗振玉的学者会急匆匆地赶来，表示愿意出三倍的价钱，也要将这批档案买下来。 罗振玉，这位曾任清学部参事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毕生致力于古籍整理与研究，对历史文献的价值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辛亥革命后，他虽已离开官场，但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从未减少。 顺着线索，罗振玉最终找到了北京西单路口的同懋增纸店。见到掌柜程运增后，罗振玉表明来意，希望能看看这批文献。程运增当时正为这批体积庞大的档案发愁，仓库空间有限，处理成本不小，见有人感兴趣，自然欣然答应。 当罗振玉跟随程运增走进库房，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罗振玉立刻表示愿意以三倍价格，也就是一万二千银元购买这批档案。 程运增起初并不理解这些＂旧纸＂为何值这么高的价格，罗振玉便耐心地向他展示了几份内容特别珍贵的档案，包括一些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奏折和诏书。他解释道，这些不仅仅是纸张，而是记录着中华民族历史的珍贵遗产，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被罗振玉的诚意和高价所打动，程运增最终同意了这笔交易，并马上派人前往造纸厂追回那些已运出的档案。而罗振玉则开始了艰难的筹款过程。一万二千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远超罗振玉的个人积蓄。他变卖了家中的珍贵藏品，甚至四处向友人借贷，才终于凑齐这笔钱。 经过一番周折，大部分档案总算被追回，但最终罗振玉拿到手的，只有七千麻袋而非最初的八千余袋。原来，罗振玉以高价收购古纸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运送过程中，不少人从中偷拿了部分档案。这一千麻袋的流失，成为罗振玉心中永远的遗憾。 随着更多人知晓大内秘档的价值，市场上这类档案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程运增这才意识到，他眼中的＂废纸＂实际上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如果当初不急于出售，或许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一切已成定局。 档案虽然保住了，但罗振玉很快面临着新的难题——存放问题。这七千多个麻袋体积庞大，需要相当大的空间存放。起初，罗振玉在彰仪门外租了一个货栈，这批档案足足塞满了三十多间屋子。然而，随着个人财力的日渐枯竭，罗振玉连货栈的租金都难以支付了。 经过多方打听，罗振玉最终找到了南城的善果寺，将档案暂时存放在寺院的空房中。这是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价格最为低廉的存储场所。即便如此，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这批从造纸厂抢救回来的大内档案，见证了罗振玉对中华文化的赤诚之心，也成为近代文化保护史上的重要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