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监狱内，赵一曼的肚子突然鼓胀起来。一名日军下令灌注辣椒水，导致她的肚子越来越大。紧接着，一名手持棍棒的日军猛烈地袭击了她…… 1927年，赵一曼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这里，她与同学陈达邦结为夫妻。 可惜的是，国内局势动荡，党组织急需有经验的革命干部，赵一曼即使身怀六甲，也毫不犹豫地返回了祖国。 在回国后，她被调派到多个地方进行秘密工作，直到1930年代，她最终落脚在湖北宜昌。 一天，赵一曼在自己的小屋中感到剧烈的不适，甚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然而她并未因此停下手中的工作，直到无法再坚持，她才不得不躺在床上请求帮助。 令人痛心的是，她在这个时候被房东无情赶出了家门。 在寒冷的天气中，赵一曼孤身一人，在江边的街头徘徊。 最终，她只得躲进屋檐下的稻草堆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次日，房东才因内疚将她救入家中，但很快又因赵一曼仍然坚持要求在屋内待产而被赶出。 幸好，邻居看到了这一幕，带她回家安置，最终赵一曼顺利生下了她的儿子，取名宁儿。 在一次帮助邻居的过程中，她不惜卖掉心爱的订婚戒指。 然而，这一举动却让她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赵一曼不得不在危险中带着宁儿逃离，最终通过地下交通线，顺利到达上海。 在1929年，赵一曼和她的同志小王被组织派遣到南昌，负责江西省委的地下工作。 他们假扮成一对普通夫妻，带着儿子宁儿生活在这座城市。 白天，赵一曼和丈夫小王过着平凡的家庭生活，做家务，照顾孩子，而到了晚上，她便秘密地参与到党组织的工作中。 南昌的日子相对平静，邻里之间没有察觉到她的真实身份。 一天，小王按计划前往省委机关开会，却发现机关被破坏，空无一人。 他急忙返回家中，紧张地告知赵一曼离开。 赵一曼将熟睡的儿子抱起，开始销毁与工作相关的文件。 小王慌乱地抢过文件，催促她和儿子赶紧逃跑。 赵一曼无奈地同意了，带着宁儿逃入了附近的小巷。 但敌人很快便赶到了她的住处。 听到门外的砸门声，赵一曼急忙朝黑暗中的小巷奔去。 这一夜，赵一曼带着儿子在暴风雪中跋涉。 冰冷的雨水打湿了她的衣服，路面滑得几乎无法站稳。 她不断跌倒，满身是泥。 逃亡的过程中，她不知走了多远，直到周围的声音逐渐消失，才敢停下来稍作休息。 夜深了，宁儿的体温不断下降。 经过一段艰难的跋涉，他们终于来到郊外。 她在一片稻草堆中安顿下宁儿，并用草垛将他紧紧围住，自己也蜷缩在草堆里。 第二天，农家院内的公鸡先后啼鸣，一位年长的农村妇女起床时发现院中有陌生人。 她走近查看，看到赵一曼和她的儿子蜷缩在草堆中。 察觉到小孩脸色不佳，老妇人赶忙让她们进屋，准备了一碗热乎乎的稀饭。 在安慰母子俩吃完之后，赵一曼没有透露自己真正的身份。 老妇人并未怀疑，看到赵一曼和儿子的窘迫样子，她又将家中旧鞋送给赵一曼，并且找了根绳子将宁儿绑在赵一曼背后，临别时又劈开一根竹竿，作为拐杖给她使用。 赵一曼感动至极，向老妇人道谢后便继续启程。 她决定趁机搭乘一艘前往九江的货船。但由于没有金钱支付船票，她只能将丈夫送给她的怀表作为抵押品，向船老板请求通融。 幸好，船老板同意她和儿子上船。 1930年，赵一曼受组织委派调往中共中央工作。抵达不久后，她结识了一位同为四川籍的女同志。 赵一曼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丈夫陈达邦，这位老乡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朋友陈琮英。 经过确认，陈琮英正是陈达邦的亲妹妹。 初次见面，赵一曼与陈琮英相谈甚欢。此后，赵一曼年幼的儿子宁儿与姑姑的关系日益亲密。 陈琮英经常为他添置衣物、购置玩具。 见到这份深情厚谊，赵一曼将宁儿托付给陈家照料。 分别在即，赵一曼带着宁儿走进照相馆，拍下了母子唯一的合影。此后，她辗转沈阳、哈尔滨，参与并领导工人运动。 1935年，抗联第三军在珠河地区遭遇敌军重兵围攻。赵一曼与王惠带领第二团坚守阵地。 激战持续整日，她在撤退过程中左腕负伤。养伤期间，不幸遭叛徒出卖，终被日军捕获。 经过身份核实，日军认定她正是通缉已久的高级干部。 赵一曼始终不语，咬牙坚持。在她身心交瘁之际，一批被她坚定精神打动的护士与伪军看守策划协助其逃亡。 雨夜中，她躲进一辆接应车辆，辗转数次试图回归游击区。然而，日军反应迅速，封锁道路，迅速将其再次缉获。 日军决定处以极刑。 赵一曼请求纸笔，写下留给儿子的一封信。 信中未有一句哀怨，只有对理想的坚守和对子女的深情告别。 1936年，她于押送途中被秘密枪决。 参考文献：[1]洛绒倾忠,李刚俊.宜宾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究——以赵一曼革命精神为例[J].新丝路,2024(25):0180-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