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啊！1991年，19岁的吴晓丽在沈阳被处以死刑，行刑前，她突然大喊：“我要验明我的处子之身！”公安机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她的这个请求，最终被验明的确是处女。她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请求呢？ 吴晓丽，1972年出生在沈阳郊外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家中父母深受传统观念影响，尤其是父亲吴大山，认定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吴晓丽是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姐妹三人出生时，父亲从没掩饰过失望。直到弟弟降生，家里才有了笑声。从此，弟弟成了家里的核心，资源和宠爱都向他倾斜，而吴晓丽姐妹被当作累赘，干活、吃苦成了她们的日常。 童年时，吴晓丽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挑水、劈柴，双手被磨得粗糙。她看着弟弟穿新衣服上学，心里不是没羡慕过。她也曾偷偷翻看弟弟的课本，想学点东西，可父亲冷眼相对，认为女孩读书没用。她只能压下那点念想，接受自己不过是家里多余的人。15岁那年，家里经济更困难，弟弟却要上学。父亲毫不犹豫决定让她辍学去城里打工，赚钱供弟弟读书。她没反抗，因为早就习惯了这种不公平。 带着一丝茫然，吴晓丽来到沈阳，在一家裁缝店找了份杂工的活。店主李大强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妻子张秀兰负责缝纫，夫妻俩有个8岁的儿子。吴晓丽起初很珍惜这份工作，手脚麻利地干活，还想着能学点手艺傍身。可没多久，她就发现李大强的眼神不对劲，开始让她感到不安。他从盯着她看，发展到凑近她说话，甚至动手动脚。她害怕丢工作，只能低头忍着。 那段时间，她认识了工厂工人小张。小张老实腼腆，常在傍晚等她下工，两人聊几句家常。她心里有了点依靠，日子似乎不那么难熬。可李大强知道她有男友后，行为反而更过分。他借口检查货物，趁店里没人时骚扰她。一次加班，她拼力反抗才逃脱，可这件事传出去后，却成了她的“罪过”。 吴晓丽向母亲哭诉，却只换来一句“忍忍吧”。她又找张秀兰求助，希望能得到理解。结果张秀兰不仅不信，还骂她不要脸，说她勾引自己男人。李大强趁机推卸责任，反咬一口，谎称是她主动。小镇上流言四起，有人说她“不干净”，有人当面指责她。她去找小张解释，他却信了谣言，甩手离开。家里父亲得知后，不但不帮她，反而嫌她丢人。她彻底成了孤立无援的人。 流言和羞辱像刀子一样割着吴晓丽的心。她开始恨，恨李大强毁了她的生活，恨周围人的冷漠。她想报复，想让李大强也尝尝痛苦。1990年秋，她在路边偶遇李大强的儿子小明。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生根发芽。她跟踪小明到树林，用石头结束了孩子的生命。那一刻，她心里有报复的快意，也有无尽的空虚。 案发后，警方很快锁定了她。小镇上的人骂她残忍，父母也与她划清界限。1991年春，法庭判她死刑。她没为自己辩解，似乎早就认命。行刑前一天，她突然提出要验明自己的处子之身。公安机关慎重考虑后同意，法医证实她确实是清白之身。她为何这么做？或许是想用最后的方式证明，那些流言是假的，她不是他们口中的“脏女人”。 吴晓丽的悲剧传开后，有人开始反思她经历的不公，有人仍觉得她罪有应得。行刑那天，沈阳的冬天冷得刺骨，她的生命定格在19岁。她的故事后来被记录下来，成了那个年代的一道伤疤。那是个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女孩常被忽视、压迫。吴晓丽的遭遇，从家庭的冷漠到社会的偏见，再到求助无门的绝望，一步步把她推向深渊。 她的清白最终被证明，可这证明来得太晚。她用生命换来的真相，没能改变她的命运，也没能唤醒多少人的良知。案子过去多年，人们偶尔提起时，会叹息几句，可当时的风气却没人能改变。吴晓丽不是个例，那个年代，很多女孩在沉默中承受着类似的苦。她们的故事，或许没她这么极端，但那种无处诉说的压抑，却如出一辙。 这个案件让人看到，流言能毁人，偏见能杀人。一个女孩的尊严被践踏后，若无路可走，绝望就成了她唯一的出口。吴晓丽的选择错了，可她的悲剧，真的是她一个人造成的吗？家庭的重男轻女、社会的冷漠无情、求助时的闭门羹，每一环都在推她走向绝路。她最后的喊声，是对污蔑的反抗，也是对命运的无力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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