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台北某医院的病房里，梅贻琦正在咳血，医生告诉他，这是胃溃疡并发症。

他点点头，伸手去摸床头的一个破旧手提包。包很重，里面装满了账本。

30年前，他刚当上清华校长时就开始记账。

每一笔庚子赔款的使用，每一笔学校的开支，每一个教授的薪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同事劝他雇个会计："校长不必亲自记账。"

他摇头："公款不容马虎。"

确实马虎不得，清华手里的钱来自庚子赔款，是国外退还的屈辱资金。

每一分都该用在教育上，容不得半点浪费。

西南联大时期，条件最艰苦，昆明的教室是茅草屋，下雨天漏水，学生上课要打伞。

经费紧张得可怕，梅贻琦四处借高利贷维持学校运转。

校长薪水减了一半，他二话没说。

校长专车撤了，他照样上下班。连家里的帮工都辞退了，夫人韩咏华开始在校门口摆摊卖糕点。

学生们经常看到一个瘦弱的中年人，蹲在糕点摊旁帮忙看摊。有人认出来："那不是校长吗？"

"哪有校长摆摊的？你看错了。"

但确实是他。家里需要钱，妻子愿意赚钱，他有什么理由反对？

有学生开玩笑："咱们学校有摆摊界最高学历的看摊人。"

梅贻琦听到了，也笑。但账本里的数字他从不马虎。

每一笔开支都清楚记录：今天借了多少高利贷，明天还了多少欠款，后天给老师们发了多少薪水。

抗战结束，清华回到北平。账本还在继续记录。

1948年，内战激烈，学校经费再次告急。这次不同的是，有人开始打清华基金的主意了。

军方想借钱买军火，政府想挪用维持开支。

梅贻琦一口回绝："这是教育经费，一分都不能动。"

有人威胁，有人利诱，他不为所动。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带着基金去美国。

"我不是逃跑，是保护清华的钱。"他对同事说。

1948年12月，梅贻琦离开北平。

手提包里还是那些账本，记录着清华基金的每一笔开支。

到了美国，他继续管理基金，台湾找他，想把钱用在别的地方。他还是那句话："这是教育经费。"

1955年，他在台湾新竹重建清华。

这次不是管理旧的清华，而是创办新的清华。资金来源还是那笔基金，账本还是那个手提包。

学生们发现，这位校长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会打开手提包，一笔一笔核对账目。

灯下，他戴着老花镜，表情专注。有时候为了一分钱的差错，他会查到深夜。

"校长，何必这么较真？"有人问。

"公款不能有差错。"他还是这句话。

1961年，梅贻琦的身体开始出问题。胃痛、咳血，但他还是坚持查账。

医生让他住院，他把手提包也带到了病房。

护士奇怪："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账本。"他简单回答。

这些账本记录了他担任清华校长的30年。

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清清楚楚。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去世。他没有留下房产，没有存款。

清华基金完好无损，账目分毫不差。

医药费是校友捐的，丧葬费也是校友出的，他的遗物很少，最贵重的就是那个手提包。

打开手提包，里面是厚厚的账本，从1931年到1962年，31年的清华账目，一笔都不少。

这些账本不是普通的流水账，而是一个人清廉的证明。

管理过巨额基金，接触过无数诱惑，但始终没有动过一分钱。

最后一笔记录是入院当天。

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住院费142元，从个人积蓄支付。"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清华基金账目无误，查账人梅贻琦。"

这是他最后一次查账，也是最后一次签名。

校友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细节：账本的封面写着"清华基金账目"，下面有一行小字："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这不是什么名言警句，只是他随手写下的备注，但这八个字，成了他最好的墓志铭。

多年后，两岸的清华校友聚在一起纪念他，有人展示了那个手提包，有人翻开了账本。

年轻一代不理解："就是些账目而已，有什么特别的？"

老校友摇头："这不是账目，这是品德。"

确实，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能接触巨额公款还保持清廉？有多少校长能为了教育经费，对抗各种压力？

梅贻琦不是圣人，他也有烦恼，也有压力，但在清廉这件事上，他从未妥协过。

那个手提包现在被保存在清华档案馆。偶尔有人去参观，看到那些泛黄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是真实的，每一笔账都经得起查。

31年的校长生涯，没有一分钱的亏空。

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他做到了，用了整整31年。

其实道理很简单：公款就是公款，不能动。但能坚持31年不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