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金光大道》的再版在文坛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莫言、艾青、叔绥人、何满子等人纷纷撰文提出批判，文章言辞激烈，多有讥讽之语。莫言说：“曾被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其作者“在市声喧嚣的今天翻腾旧账，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为《金光大道》的做宣传罢了”；在结尾又不无轻蔑地说：“什么金光大道，回光返照而已!” 但也有学者表达了对浩然的支持，评论家巴人曾这样评价浩然的小说：“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自己好像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浩然小说创作的高度肯定。 浩然自己也曾说过：“要使自己成为作家里的合格的有出息的一员，创作出受人民大众欢迎的好作品，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中去，到这个唯一的创作源泉中去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在这种逻辑下，文学服从政治，服务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了文学的整体方向和价值尺度。尊重生活（生活气息和生活实感）、人物塑造（工农兵新人）、作品基调（清新与乐观）、以及题材问题（火热的现实斗争）等等，都是这个大方向上的具体操作方法。在他们看来，文学配合政治、文学表现生活、文学反映工农兵的内心经验之间，并无矛盾和分歧。 回想当年，浩然的《夏青苗求师》发表后，浩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篇小说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开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浩然收到了将近一百封读者来信，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农民、学生，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他们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对小说的喜爱，有的读者还特意请教写作技巧，这让年轻的浩然既惊喜又惶恐。 当时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可不比现在，能上广播是件了不得的事。浩然的小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中，连续多次在黄金时段播放。每当收音机里传出"下面请听小说《夏青苗求师》"的报幕声，浩然的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美术出版社还专门出了连环画，把小说里的场景用图画形式展现出来。最让他受宠若惊的是，当时中学教材科研室专门给他写信，说要选这篇小说进入中学语文课本。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编辑纷纷来信约稿，25岁的浩然第一次尝到了写作带来的甜头。 就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刻，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萧也牧给浩然回信了。信中说，浩然的长篇小说《新春》已经通过审核，出版社准备出单行本。萧也牧约浩然有空见面，商量小说细节上的修改意见。这个消息让浩然兴奋得几夜没睡好，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好景不长，命运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报社领导突然找浩然谈话，说他"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整天想着"成名成家"，要求他在每次会议上都要进行思想检查。这对刚尝到成功滋味的浩然来说，无异于一盆冷水浇头。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勤勤恳恳工作，怎么突然就成了错误？ 在离开北京前，浩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自己已经发表的十部作品和一篇被《萌芽》杂志退稿的《老来红》，共十一篇小说，一起寄给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随稿附上的信中，他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希望以后的作品能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做完这些，浩然向领导请了探亲假，准备先回老家看看亲人。 二十多天的探亲假结束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浩然收到了作家出版社的回信，说准备给他出版小说集《喜鹊登枝》。这封信彻底改变了浩然的命运轨迹。他不仅不用调离《俄文友好报》，还从一个"编余"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报社整党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人员。 更让浩然惊喜的是，《喜鹊登枝》的责任编辑是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巴人。1958年4月7日，《文汇报》发表了巴人的推荐文章《读稿偶记》，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浩然的作品"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这篇评论在当时文艺界引起了不小反响，为浩然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年5月，一本天蓝色封面的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现在全国各大书店的柜台上。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很快在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波澜。报刊上关于这部小说集的评论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出来，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疯长。著名漫画家钟灵平时很少动笔写文章，这次却破例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读后感《农业合作化的赞歌》，字里行间都是对这部作品的赞赏。 最让浩然受宠若惊的是，文学界泰斗叶圣陶先生专门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不仅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还语重心长地写道："读这本集子的时候，常常引起一个想头，附带说一说。我想，凭借作者的才能，必然能左右逢源，写成更多的佳篇。"这句话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进了浩然的心田，让他既感到振奋，又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