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北京外交部的大楼灯火通明，章汉夫一身中山装，拿着一叠刚翻译好的外交电报，狠狠摔在办公桌上。

他盯着英国来的照会，上面说，希望“延续中华民国时期签订的外债合约”，这份照会言辞客气，却骨子里透着强硬。

章汉夫抬头对秘书说：“你告诉他们，国民党的旧债，我们新中国，一笔也不认。”这是中外博弈的开局，也是毛泽东一场“破债大战”的开始。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账本上一条沉甸甸的数字让所有人都头疼：25亿两白银。

这是清末到民国政府欠下的外债，有赔款、有贷款，还有所谓“铁路债”“关税质押”。

外国列强都认为，新中国不过是“另一个政权”，理所应当继续还债，可毛泽东偏偏不这么想，他一拍桌子：“旧社会欠下的账，我们不接。”

1949年9月，《共同纲领》第五十五条写得很清楚：旧政府跟外国签的条约和债务，咱们要重新审查，该废的废，该改的改。

为了这事，周恩来亲自成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每天批阅材料到深夜。

有一次，一位苏联代表团的官员来看周总理，他身边的翻译悄悄说：“总理的眼睛熬红了，已经两天没休息。”1950年1月，外交部正式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东交民巷那片被洋人控制了几十年的地盘，彻底收了回来。

最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是政府硬气，美国人抗议，说你们不还债是不讲国际信用，中国外交部回信：你们看看历史。

1865年美国内战后，北方政府不是也拒绝支付南方邦联的债务吗？我们照办，有理有据。

1952年，中苏谈判中，中国还明确告诉苏联：沙皇政府留下来的旧账，一概不认。

苏方本来试探性提了几个数目，结果一听周恩来这么讲，赶紧改口说：“那就不提了。”

但废了旧债不代表没敌人，西方国家哪能轻易善罢甘休？1950年，美国政府直接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总额4182万美元。

国内的金融系统本就一团糟，这下更雪上加霜，毛泽东说得干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就是说，别想从我们口袋里拿钱。

1950年年底，英国也来了个探口风，说咱们是不是能坐下来，谈谈债务的事，结果章汉夫直接怼了回去：“国民党欠的账，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负责任。”

西方封锁越来越紧，中国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自救，苏联这时候伸出援手，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不仅答应放弃旅顺港的军队驻扎权，还给中国17.1亿美元贷款，赫鲁晓夫本来担心中国人还不起，毛泽东在北京饭桌上跟他说：“我们讲信用，说好多少年还，就多少年还。”

1953年，中国居然提前偿还了一笔贷款，连苏联代表都说：“你们比我们想的快。”

抗美援朝打得正紧，美国封锁香港航道，企图断中国的物资供应，但中国早已安排“香港通道”，用华侨资本做中介，走货、转账、出口、进口一样不少。

1951年初，国内粮食储备上来了，工业生产也没停下，到了1953年，中国不仅还完了第一批苏联贷款，还宣布将要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

财政战场也没闲着，1949年上海金融市场几乎瘫痪，银元价格狂飙，老百姓的钱一夜贬值。

毛泽东火了，直接派财政部接管上海证券大楼，大批军管人员连夜进驻，把银元黑市连根拔起。

再加上“米棉之战”，大量政府储备粮、棉花集中投放市场，短短几个月，物价回落了85%。

1950年，政务院出台《统一财经决定》，财政收入、现金调度、物资分配，全部归中央管，到年底，全国财政基本收支平衡。

真正让人心里踏实的，是工业动了起来，苏联帮中国规划了156项重点工程，从鞍钢、包钢，到长春一汽，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工。

工厂建起来，机器声响起来，工业产值从1949年的26%，涨到了1953年的36%，过去被列强控制的海关，也归中国管了。

1950年，政务院正式废除“海关特权”，制定了新的关税政策，三年时间，关税收入占财政的比重，从43%涨到了58%。

国际上，风向也开始变了，中国一边死守独立，一边向亚非拉国家示好，万隆会议一召开，中国代表团成了“人气王”。

那些同样被殖民、被压迫的国家，看到中国把列强赶出东交民巷，把债主赶下谈判桌，一个个伸出手来要合作，毛泽东对外交部说：“我们现在说话，比以前有分量了。”

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又跟美国建交，世界上的大国都不得不正眼看中国。

其实这一切，早在1950年那场“废债风波”中就埋下了种子，1964年，中国提前还清了苏联86亿卢布贷款。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中国人做事，比我们自己人还讲信用。”

那些年，毛泽东和他的团队，不是靠谈判桌上的笑脸赢得尊重，而是靠一连串硬仗，法律上立住脚、外交上顶住压、经济上挺住劲。

旧债清零的那一刻，不只是债务的终点，更是中国主权真正回到自己手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