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重庆，盛超群被捕，当他面对酷刑，交出一份12人的名单。可是没过多久，特务质问：“你给我们的名单，究竟是什么东西？” 重庆解放前夕，渣滓洞里开始清狱。那天特务像疯了一样，把牢里的犯人一批批拖出去，没人知道谁还能回来。盛超群没出声，他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 他在渣滓洞已经关了一年多，身上伤痕累累，但眼睛仍亮。那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和牢友传递情报，用看似闲谈的几句话，传出了外面急需的消息。第二天，他被拉去刑场，从此没有回来。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在1948年初的一份密报。那天，万县特务处接到线报，说云阳县有个记者盛超群，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已经暴露。这个人他们早有耳闻，报社名字叫《云阳公论》，还有《社会新闻》，专写些讽刺文章。 《贪污守则十二条》闹得最大，一下把县里几个大人物骂得狗血淋头。早就有人想抓他，可他滑不溜手，每次都提前跑了。直到那天夜里，特务带人冲进他租住的小屋，终于把他抓到了。 他被送往重庆，很快押入渣滓洞。军统特务徐远举亲自负责审讯。刚开始，盛超群一言不发，电刑、老虎凳、辣椒水，他全都扛了。连续几天，徐远举累了，说你若不交代，就全家陪葬。盛超群沉默很久，终于点头，说愿意交代点东西。 他要了一夜时间。天亮时，他递出一张纸，写了十二个名字。警察局长周璞、县党部书记杨发乙、财政科长唐绍尧，全在名单上，还有九个从没听说过的人，名字唬人，单位也写得有模有样。徐远举一看，大喜，立刻命令下去，抓人。 云阳县的清晨，大批特务冲进三个官员家里。周璞刚起床，还没扣上皮带就被拷了，杨发乙在泡茶，茶杯打翻在桌上，唐绍尧还在睡梦中，直接被拖上车。三人都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们被分开审讯。周璞第一个进审讯室，大骂有人陷害，说自己是抓共党的人，不可能是共党。特务二话不说，电刑直接上，电得他打滚，嘴里却仍喊冤。 杨发乙拿出蒋介石亲签的党证，说他是中央干部，审讯员却说你们共产党最会伪装，辣椒水往嘴里灌。唐绍尧一见审讯员掏枪，吓得跪地求饶，一直说要打电报问南京，越说越像掩饰。 三人被轮番拷问七天，审讯室里骂声、喊冤声此起彼伏，却没一人招供。特务开始觉得不对劲。名单是不是真的？九个人一个没抓着，剩下这三个，查也查不出半点问题。徐远举亲自去牢里找盛超群，质问他是不是耍人。 盛超群靠在墙边，低头咳嗽，回答说：“你们不是要名单吗？给了。真假，你们自己去查。” 局势很快脱离了控制。三人身份特殊，涉及上层，南京来电要求彻查，四川省党部开了紧急会议。特务上下人心惶惶，这事牵连太大，不是随便能平的。 而此时，重庆地下党迅速展开行动。趁着敌人自乱阵脚，他们紧急转移了十几名重要成员，还清理了几个重要联络点。这一场混乱正是他们等待的时机，那个“名单”起到了出其不意的作用。 十几天后，三人被释放。他们名义上是“调查不实”，实际上是没人能担责，只能草草了结。可是官场讲究清白，这种事哪能轻松翻篇？ 周璞被调离岗位，一直没有实职；杨发乙从此闭门不出，没人再见过他去机关办事；唐绍尧后来被人举报，重新被清查，彻底失势。 三人出狱后，多次请求重新审讯盛超群，说他是幕后黑手，必须追责。但没人敢再提这个名字。上面要求此事就此结束，谁再提谁倒霉。 渣滓洞里，盛超群依然关着。他没再被严审，但伤一直没好。他用仅存的时间，通过一些看似随意的谈话、纸片、眼神，把牢里的消息传出去。 地下党根据他的线索，多次成功转移人员。看守中也有人觉得这小子怪，他明明瘦得像根柴，还总是笑。 后来，有个新来的人说：“他就是盛超群？听说他是记者。”牢友笑说：“记者？他可是写名单的。” 那张名单，如今没人知道下落。当年在重庆几张案卷中翻来翻去，也找不到那一页纸。但所有人记得它带来的风波，那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斗，也是一份看似普通却能搅乱敌营的武器。 多年后，这段往事被写入党史。一位老地下党员回忆起盛超群，只说了一句：“那孩子死得太早，干得却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