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姻像监狱，却连逃离的资格都没有！"上海，46岁女子手握精神二级残疾证，与丈夫达成离婚协议却被民政局当场驳回。匪夷所思的是——当年她持此证顺利结婚，如今竟成离婚"拦路虎"！更绝望的是：若走诉讼离婚，法律规定的监护人正是她要起诉的丈夫！父母双亡、亲属年迈的她陷入死循环：想离婚，得先证明自己清醒；要证明清醒，却无人能替她维权。如此僵局，该如何破解呢？   （案例来源：环球网等）   王梅（化名），46岁，持有精神二级残疾证，与丈夫陈峰（化名）结婚15年并育有两名未成年子女。   婚后因家庭矛盾激化，双方感情破裂。   2025年3月底，二人达成离婚合意并签署离婚协议，前往上海某区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登记，却遭工作人员拒绝受理。   民政局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现行规定第14条）规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予受理离婚登记），以王梅的精神残疾等级为由，认定其无法独立作出离婚意思表示。   王梅自述其家族遗传性精神疾病始于青少年时期，需长期服药但生活完全自理，残疾证系婚后数年办理。她强调：“婚姻已成牢笼，分开是清醒选择。”   事件引发网友质疑：精神残疾是否必然剥夺离婚自主权？为何能登记结婚却无法协议离婚？   现实是，王梅陷入两难：若通过诉讼离婚，需先确认民事行为能力状态；若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离婚诉讼需由监护人代理，而其配偶陈峰因系离婚相对方存在利益冲突，依法不能担任代理人。   王梅父母已故，其他亲属年迈多病无力监护，最终或需由居委会担任临时监护人。   目前，二人拟启动诉讼程序，王梅将先行申请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以明确法律身份推进离婚。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该如何评判呢？   首先，民政局以精神二级残疾为由拒绝办理离婚登记，是否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现行条例第14条）？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现行条例第14条）规定，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本案中，条例要求登记机关主动识别行为能力状态，但登记机关既无司法鉴定资质，又无专业判断能力，实践中，或也就演变为“以残疾证代鉴定”。   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要判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有无民事行为能力，需要须经法院宣告。   王梅自述生活自理、意识清醒，但民政局直接拒办，实质剥夺当事人自证机会。   现实是，结婚登记时仅需“具有结婚能力”，而协议离婚却增设行为能力限制，形成“结婚宽、离婚严”情况。   众所周知，之所以这么规定，立法原意为防止轻率离婚，但未考虑精神障碍者长期受困婚姻的救济需求。   其次，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标准。《民法典》第二十一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精神残疾等级由残联评定，侧重社会功能，并不是行为能力判定的标准。而民事行为能力需经法院特别程序宣告，二者标准不同。   实践中存在“高残疾等级但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案例。但显然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最后，若王梅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在配偶缺位监护时，如何保障其离婚诉权？   依《民法典》第三十四条，配偶为第一顺位监护人，而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但离婚诉讼中双方利益直接冲突，理应强制排除配偶作为监护人的代理资格。遗憾的是，王梅父母已故，其他亲属无监护能力，存在困难。   但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王梅的监护人可以是居委，但实践中，也存在一定困难，如居委会无专业能力、无专项经费承担复杂家事诉讼。   王梅欲离婚需先启动“认定行为能力+指定监护人”特别程序，但该程序需以配偶为代理人，再次陷入利益冲突。部分法院尝试以“近亲属推选+法院指定”破局，或可参考，但缺乏上位法支持。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