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国火车上，辜鸿铭手拿报纸，倒着在看。两名德国小伙在一旁用德文嘲讽：“字都不认识，还装文化人！”没想到，辜鸿铭突然抬起头，用一口纯正的德语说道：“你们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 辜鸿铭还不罢休，当场用德语朗读了那份报纸，反手又流利地背诵了一段歌德的《浮士德》，直把那俩人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到站了赶紧溜之大吉。这种当面“打脸”的硬气，贯穿了辜鸿铭的一生。 要说辜鸿铭这人，那可真是个“怪杰”，而且是名副其实，绝非浪得虚名。他这一“怪”，可不是没来由的瞎胡闹，那是有真才实学打底的。 他1857年出生在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屿，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他父亲辜紫云是中国福建过去的移民，在当地一个橡胶园给英商布朗当总管，母亲则是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是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混血。 橡胶园主布朗先生没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机灵的混血娃，干脆认作了义子。辜鸿铭十岁那年，布朗夫妇要回英国，就把他也给带上了。 临走前，他亲爹在祖宗牌位前烧香叮嘱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这句话，算是给辜鸿铭的人生定了调。 布朗先生的教育方法堪称“魔鬼式”，让年幼的辜鸿铭硬生生背下整部歌德的《浮士德》长诗，以及莎士比亚的三十多部戏剧，而且初期完全不给讲解意思，直到他能倒背如流才开始阐释。 十四岁他就考入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之后更是游学于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等欧洲名校，并获得了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十三个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简直是传奇般的存在。 学成之后，辜鸿铭并没有迷失在西方的繁华中。早年在巴黎大学，一位老教授对中国《易经》的赞赏以及对自身不通中文的遗憾，深深触动了他。 后来，在新加坡与清末思想家马建忠的相遇，更是让他下定决心“变回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于是，他辞去殖民政府的优厚职位，毅然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 回国后的辜鸿铭，其“怪”与“才”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怪”，往往是他深厚学养和独特个性的外化。 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辫子事件”。民国已立，他却依然拖着那条花白的长辫，身着旧式长袍走上讲台。学生们看着他这身不合时宜的打扮，忍不住哄堂大笑。 辜鸿铭却不恼，用手中的拐杖笃笃敲地，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我的辫子一剪就掉，你们心中的辫子，剪得掉吗？ 此言一出，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他的“怪”，是带着深刻反思的，是直指人心的。这种“怪”，也得到了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包容。 蔡元培先生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即便辜鸿铭“性尤怪癖”，也因其真才实学而“瑕不掩瑜”，坚持聘用他教授英国文学。 他的“怪”还体现在对某些传统习俗的辩护上，比如他那套“茶壶配茶杯”来解释纳妾的理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颇为离经叛道。 但若深入探究，这或许是他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一种极端的文化坚守姿态，是他用自己独特的“怪论”来刺激国人思考，而非盲目否定自身传统。 他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时常发生激烈争论，他看不惯白话文，认为其丧失了古文的精炼与韵味。这种看似保守的“怪”，是源于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爱恋与忧虑。 然而，辜鸿铭的“怪”绝非哗众取宠，其背后是实打实的真才实学。 他不仅用英文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翻译介绍给西方，让世界得以窥见中华文明的智慧光芒，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更是在西方引起轰动，尤其是在一战后精神空虚的德国，辜鸿铭一度被视为来自东方的哲人，为他们指点迷津。 李大钊先生曾赞誉他：“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在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期间，他的语言才能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有一次俄国皇太子与希腊王子联袂来访，在宴席上，两位贵宾以为无人听懂，便用俄语小声议论菜肴的卫生问题。 辜鸿铭听在耳中，不动声色地转过头，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非常新鲜卫生，请贵客们放心享用。两位王子当即面露惊愕。 宴后，希腊王子对张之洞的鼻烟壶颇感兴趣，辜鸿铭又立刻切换成纯正的希腊语，详细讲解其用法和来历。 这般“神乎其技”的语言能力，令两位王子佩服得五体投地，逢人便说：走遍世界，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人物！ 辜鸿铭曾对中西方文化有过深刻的比较，他认为美国人博大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却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奥但又失之质朴，唯有中国人兼具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这种看似“狂傲”的论断，恰恰反映了他对中西方文明都有着精辟的洞察和自信的判断。 信息来源：中新网《背书成才的辜鸿铭》 留学生杂志《辜鸿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泰斗”》 中华读书报《辜鸿铭出入北大及生辰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