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卫团曾有一位很特殊的成员，一位“哑巴”老红军。哑巴是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时收留下来的，本来想找个向导，没想到却是个哑巴。当时红军怕他泄露情报，只好留在了队伍里。结果过了河，哑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好跟着红军一起翻雪山、过草地，一直走到延安。 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情况紧急。河水湍急，两岸地形复杂，部队急需熟悉地形的人带路。在四川泸定附近，侦察小队发现一个孤零零的汉子，衣衫破旧，蹲在河边洗衣服。战士们上前想问路，结果他张嘴只会“啊啊”几声，手忙脚乱地比划，原来是个哑巴。红军有些犯难：带上他吧，怕他身份不明泄露机密；扔下不管吧，又怕他被敌人抓住套话。最后没办法，带队的拍板决定先带着他走，过了河再说。 渡河成功后，哑巴茫然四顾，家在哪儿完全没头绪。红军行军速度快，他没地方可去，只能硬着头皮跟在队伍后面。从那天起，他稀里糊涂地成了红军的一员，开始了一段没人想到的长征路。谁也没料到，这个不会说话的人，后来竟成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存在。 长征是场硬仗，翻雪山、过草地，条件苦得让人咬牙。哑巴虽然不会说话，但干活不含糊。他肩上扛着百来斤的担子，跟在部队后面一步不落。雪山上积雪没膝盖，他喘着气慢慢挪；草地上粮食短缺，他饿得脸色发青，还是咬牙撑着。别的战士能喊口号互相鼓劲，他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人没法忽视。 到了延安，他被编进中央警卫团炊事班，干起了挑水、做饭、喂马的活儿。每天早上天刚亮，他就扛着扁担去河边挑水，回来劈柴生火，忙得满头大汗。喂马时，他攥着干草慢慢递过去，脸上带着憨憨的笑。战士们看他干活麻利，又不吵不闹，都挺喜欢这个沉默的家伙。他用行动告诉大家：话不多，心不散。 全国解放后，哑巴随部队进了北京。城里啥都新鲜，自来水、电灯、汽车，他瞪大眼看个不停。可新鲜劲儿一过，他反倒不自在起来。北京不用挑水了，他闲下来，手脚没处放，总觉得自己成了吃白饭的。整天皱着眉，低头在院子里晃悠，憋得不行。后来他找到师长，拍着胸脯比划着要活干。师长看他那股倔劲，琢磨了一下，安排他去管果园。 接手果园后，他跟找到家似的，每天早出晚归。修枝、松土、浇水，手上磨出厚茧，果园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果子结得又大又甜。战士们吃着都夸好，他听着咧嘴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活儿让他觉得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日子也过得踏实了。 1955年部队授衔，哑巴看着战友们肩上挂着军衔，眼里满是羡慕。他摸摸自己肩膀，急急忙忙找师长比划，急得满头汗。师长明白他的意思，开会跟大家商量。有人提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转移时，电台不敢用，怕被敌人截获信号。哑巴穿上破衣服，扮成乞丐，混过敌人封锁线送情报，保住了大部队安全。这事虽不大，可关键时刻救了命。众人一合计，觉得他功劳不小，最后给他授了个少尉军衔。 有了军衔，他干活更起劲了。果园管得更好，部队还想给他找个伴儿，安排了几次相亲。可他不会说话，比划半天对方也听不懂，最后都黄了。部队又试着找他老家的亲人，可几十年过去，啥消息也没有，他始终一个人过着。 1981年，哑巴病重，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喘气都困难。去世那天，军区机关报发了讣告，简单几行字，满是对他的怀念。他攒下的7000多块工资，部队商量后捐给了幼儿园，觉得他生前喜欢孩子，这钱用在孩子身上他肯定高兴。他这一生没说过一句话，却用行动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