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在江浦路鱼市场门前枪杀5名地下党革命烈士，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下照片。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5月的上海闸北公园，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相机，定格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一位即将被处决的"叛国者"，脸上却挂着令人费解的微笑，这个人就是朱大同，一位被判处"通敌叛国"死刑的"罪犯"，福尔曼在照片注释中写道："共产党人朱大同，视死如归，大笑赴死，"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位"叛徒"的真实身份，竟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朱大同190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王寨李楼乡朱庄村，年少时期的他就展现出非凡的才智，尚未完成中学学业就在王寨小学担任教员和训育主任，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徐州特委兼萧县县委书记，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然而，1934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朱大同做出了一个看似叛变的惊人之举：他"投敌"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 表面上，朱大同成了一名中统特务，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革命潜伏，在担任特务期间，他暗中保护革命同志，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行动是设法释放了时任中国苏鲁特区临时特委书记的郭子化，郭子化后来成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而这一切都与朱大同的暗中相助密不可分。 朱大同的革命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941年担任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期间，在他的指挥下，一支拥有2000余名官兵、配备有1078支步枪、12挺轻机枪和多门迫击炮的队伍，与日军展开了44次激烈交战，这些战斗中，他们共击毙日伪军574人，俘获136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由于情报泄露，朱大同和他的警卫员被日军围堵在一个红薯窖里，窖内还藏有数名学生，当日军向窖内开枪扫射时，已有人员受伤，为了避免更多无辜者伤亡，朱大同作出了惊人的抉择：他主动走出窖外，向日军投降。 在被日军俘虏期间，朱大同遭受了种种酷刑逼供，但始终坚贞不屈，日军对这个看似重要的俘虏既恼火又无可奈何，最终只得将他软禁起来，所幸在警卫员的帮助下，他最终成功逃脱，重返王仲廉将军的部队，继续他的地下工作。 这位英勇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周旋，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默默付出，而这，仅仅是他传奇人生的上半场，至于他后来如何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如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以及最终为何会带着"叛徒"的罪名慷慨赴死，这些精彩的故事，还有待下回分解。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朱大同并未就此停下脚步，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开展地下工作，1949年2月，他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这是一个看似支持国民党的组织，实则为他进一步渗透敌方阵营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在这段时期，朱大同完成了一系列惊人的战略任务，他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的保安团，并先后说服了南京警卫师97师王晏清部和江阴要塞炮台戴戎光部倒向革命，这些行动为解放军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重要障碍，然而，就在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命运给这位地下工作者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49年4月5日，在无锡下塘执行任务时，朱大同不幸暴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此时的上海，正处于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国民党当局对地下党人的搜捕和镇压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朱大同的被捕意味着他即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一个月后的5月11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将朱大同押解至闸北公园，准备处决，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方志农、张达生、王文宗三位地下党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朱大同展现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崇高品格。 面对敌人加诸于他的"通敌叛国"罪名，朱大同始终保持缄默，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揭露自己真实的革命身份，而是选择默默承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这种沉默不是怯懦，而是为了保护仍在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 就在朱大同牺牲的半个月后，上海获得解放，1950年，上海市政府追认朱大同为革命烈士，1981年，民政部再次追认他为烈士，这位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历史评价。 福尔曼拍摄的那张照片，定格了朱大同生命的最后时刻，照片中，这位即将就义的革命者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这个微笑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死亡的蔑视，更是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