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将一个光着身子的少女扔到了河边，临走时还踢了几脚。突然，一条狼狗扑向少女，少女心想：“这次活不成了。”可昏迷前，她看到一双脚靠近自己…… 1995年，年过花甲的万爱花站出来了。她与其他几位同样身负伤痛的女性一起，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 她当年从内蒙古只身南下，辗转来到东京地方法院，拖着伤残的身体，详细讲述了自己几十年前的经历。她讲得很慢，每个词都像从骨头缝里挤出来。那不是演讲，也不是控诉，只是把当年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说出来。 她的身体已经不像常人。她身高147公分，走路吃力，手臂无法抬高，耳垂缺失，腰部凹陷，连脖子都嵌进了胸腔。医生说，她一辈子都不可能生育了。这些损伤并非天生，而是从1943年开始，一点点累积下来的。 1943年6月7日，山西盂县羊泉村遭遇日军大扫荡。那天，万爱花和另外几名少女被日军带走。 万爱花13岁时就成了中共秘密党员，参与妇救会和抗日活动，身份特殊，很快就成了被严刑逼供的对象。 她被吊起来毒打，白天被折磨，夜里被关进窑洞轮番侵犯，连续21天。6月28日那天，她趁看守不注意，挣扎着逃出，跌跌撞撞跑到山野里，最后侥幸脱身。 可噩梦并未结束。两个月后，她再次被捕。这一次，她被折磨了29天，直到浑身是伤，仍没有松口。又过了几个月，1943年12月，她第三次落入日军之手。 这一回，日军持续对她施暴50天，她昏迷了数次，最后被误以为死亡，扔在乌河北岸。几只狼狗扑到她身上时，有村民路过把她救起，送回村里养伤。 这些经历把她彻底摧毁了。原本她身高165公分，被打断了胯骨、肋骨和脊椎，整个人矮了一截。身体伤痕累累，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困难。 她曾经三年下不了床，全靠养女照料。她的丈夫早早过世，家里没有支撑，她自己也无法劳动谋生。 从羊泉村到太原，再到阳曲，她一个人带着病体四处流浪。她给人缝衣裳、洗衣服、打零工，干些零碎杂活糊口。有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借宿在旧屋或祠堂角落，靠一口馍度日。 她身上的伤看得见的少，看不见的多。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她不再说话，也不再反驳，只是换个地方继续过活。 她4岁那年就被卖到山西做童养媳，小小年纪就得洗衣做饭，放牛种地。到了13岁，家里给她定了亲。可她那年接触到了抗日宣传册，偷偷参加了共产党组织。 那时她还不会写字，但能背口号，能跑腿，能帮同志送信传话，很快就成了村妇救会的骨干，还当了副村长。 抗战时期，她的任务不轻。白天帮妇女织布做军鞋，晚上去各户宣传抗日。有一次，她带头组织全村妇女给八路军做饭送水，被日军盯上。 她从那以后就成了“要犯”，只要扫荡必查她。她被捕三次，每次都遭受极刑。 这些经历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战后，她回到村里，没人敢提那些事。她身体坏了，名声也毁了。有人说她是“破烂货”，她听了不作声。 没人愿意给她介绍工作，她只好靠自己养活自己。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女儿，才算有了个依靠。 1996年，她第二次去东京出庭。这一次，她带去的不只是自己的证词，还有一些照片和记录。她站在法庭上，用沙哑的嗓音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遭遇。 1998年，她又去了一次，仍旧没有结果。法院三次判决都没有支持她们，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战争责任，也拒绝赔偿。 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时，几乎是被人搀扶着走进去的。她说不出很多话，但坚持说完。回来之后，她身体更差了，行动困难，只能卧床静养。村里人开始悄悄传她的事，有人悄悄跑来看她，有人还愿意给她送饭送菜。 她死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身边只有养女和一口旧箱子，箱里是一些补丁缝补的旧衣服和几张泛黄的纸片。她没有墓志铭，没有追悼会，只有村头的小土包，立了一块没人注意的小碑，碑上刻了她的名字。 从被卖做童养媳到13岁入党，从三次被俘受辱到在法庭发声，她的一生，没有太多转折，也没有什么荣耀。她一辈子没有抱怨，也没有认输。只是悄悄活着，悄悄抗着，最后悄悄离开。她的名字很少有人记得，只有旧档案里，还有几行字记录她曾经的供词和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