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中国家长心慌的，莫过于中国孩子上学要等剩余名额，外国孩子直接进公办学校。 广州，这座千年商都，向来以开放包容著称。然而，最近街头巷尾关于外来人口，特别是特定非洲裔群体寻求定居的讨论，却让这份开放显得有些沉重。 对于他们的到来，广州的家长们恐怕最有发言权。对他们来说，优质教育资源本就是一场硬仗，好学校的学位堪比“奢侈品”。 为了一个入学名额，通宵排队、托人情，早已是心照不宣的现实。谁知，外籍学生的涌入，成了压在他们心头的一根刺。 有家长就抱怨，自己小区旁的公立学校学位年年告急，去年却听说招了不少外籍学生。夜不能寐的背后，是一种朴素的担忧：自家孩子的起跑线，会不会因此被向后挪了一寸？ 进一步看，这种焦虑源于政策与体感之间的温差。广州2023年的政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公办学校接收外籍子女，前提是首先保障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有空余学位方可安排。 可是在一些市民看来，现实似乎并非如此。有网友就反映，本地孩子报名公办要苦等数月通知，而有些外国孩子凭一纸居留许可就轻松入学。 这话听着刺耳，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困惑：执行层面，对“空余学位”的界定是否足够严格？ 毕竟，公立学校的运转，依靠的是本地纳税人的投入。 资源优先向内，这在全球范围内恐怕都算不上“排外”，而是一种基本的公共契约。如果连子女的基础教育名额都无法保障，那么居民辛勤工作、建设城市的意义又何在？ 更何况，部分外籍学生中文水平有限，老师在课堂上不得不放慢教学进度，以迁就少数人。 教育的烦恼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担忧在社会舆论中蔓延。网络上，关于社会治安的顾虑尤为突出。 例如，2008年11月，广州警方破获一起重大D品案件，缴获9公斤D品，涉案的8名外籍人士均为非洲裔。此外，还有“黑人老板裤裆藏D兜售”的案例。 “三非”问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大量非洲裔人士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广州，或在签证过期后继续滞留，形成了复杂的治安隐患。 2009年，广州警方在清查“三非”外国人时，一名非法居留的非洲裔人士为躲避搜查从18米高的楼上跳楼身亡，随后上百名非洲裔人士冲击矿泉街派出所，要求警方给出解释。 此外，治安事件和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在广州的三元里等地，黑人聚居区经常发生斗殴、抢劫等事件。2012年，一名黑人因拒付摩的费用与司机发生打斗后死亡，随后数百名黑人涌上街头与警方对峙。 至于教育问题，近日就有外国学生在网上表示，他们对中国给予的“超优待遇”感到意外，其实他们更希望像普通学生一样被对待。一些留学生还表示，他们来中国是为学习和交流，而非享受特权 而“我们辛辛苦苦搞建设，勒紧裤腰带搞计划生育，不是为了把地方让给别人”这类看似激烈的情绪化表达，背后折射的，是对资源分配、文化认同乃至未来走向的集体焦虑。它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际化是否意味着要以稀释本土文化和民族主体性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