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独自抚养6个子女成才，虽官至县级仍拒绝特殊 “老徐，您这身子骨还能骑车上班？”1980年深秋的清晨，兰考县计委大院门卫老张看着裹着棉袄蹬自行车的徐俊雅，忍不住上前搀扶。徐俊雅将车支在梧桐树下，搓了搓冻红的手：“当年老焦踩着沙窝子都能走几十里地，这点路算啥？”晨雾中，她单薄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石板路上。这个被群众称为“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女人，用四十年时光诠释了何为“未亡人”的担当。 1950年6月的尉氏县团校培训教室，蝉鸣声裹着热浪涌进窗棂。18岁的徐俊雅擦着额角的汗珠，目光被讲台上那个拉二胡的男人吸引。“同志，这曲子叫啥名？”她鼓起勇气发问。焦裕禄放下琴弓，露出雪白的牙齿：“《翻身道情》，想学吗？”红漆斑驳的二胡在两人手中交替，琴筒里松香碎屑飘落在泛黄的曲谱上。当得知这位风趣幽默的团县委副书记比自己大十岁且有过婚史时，书香门第出身的姑娘把家书揉成了纸团——她决意要嫁给这个“二婚头”。 婚后的日子比预想更难。六个孩子的啼哭常在深夜此起彼伏，徐俊雅总是披衣起身，就着煤油灯缝补丈夫的旧中山装。1962年寒冬，当焦裕禄宣布调任兰考的消息时，她正给发高烧的小女儿喂药。“兰考啥光景你不清楚？”药碗在掌心发烫。焦裕禄往炉膛添了块煤：“地越苦，人越得去。”炉火映红了他的颧骨，徐俊雅忽然发现丈夫的棉袄肘部又磨出了破洞。 在兰考县委家属院，徐俊雅成了最特殊的家属。救灾物资分配会上，她抱着发烧的幼子列席旁听，却始终沉默。直到某次工作人员送来三斤救济棉，她第一次拍了桌子：“老焦的被子还能补，群众可等不得！”那捆棉花最终塞进了五保户赵大娘的破袄里。更棘手的是亲戚请托，当娘家侄子拿着高中毕业证上门时，她摸出两本《毛选》：“你姑父说过，学问要往地里种。” 肝癌的阴影来得猝不及防。1964年早春，焦裕禄蜷在藤椅上，手指深深掐进腹部：“俊雅，肚子里像有块石头在滚。”徐俊雅用热毛巾替他擦拭冷汗，突然想起丈夫的棉鞋底已磨穿三个洞。临终前那夜，她将耳朵贴在丈夫唇边，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别伸手。”这三个字刻进了骨髓——此后四十年，她再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失去顶梁柱的日子比想象的更难。每月63.5元要养活八口人，徐俊雅发明了“循环穿衣法”：大儿子的裤腿裁短给二儿子，女儿的罩衫拆开改成书包。最窘迫时，她抱着全家换季衣物蹲在当铺门前，终究没迈过那道门槛。被骗走十元买菜钱的雨夜，孩子们看见母亲蜷在灶台边抽泣，却不知她哭的是自己的“轻信”。 “徐县长，这批水泥多批两吨给学校吧？”1978年夏天，计委办公室的电扇嗡嗡作响。徐俊雅摘下老花镜，钢笔在报告上画了个圈：“县中的围墙是要修，但先紧着水渠工程。”窗外的蝉鸣突然刺耳，她想起丈夫倒在查勘盐碱地的路上。当秘书提醒她可以调用专车时，她总是指着墙角的自行车：“四个轮子能比两条腿更懂百姓疾苦？” 六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印证了母亲的坚持。大女儿焦守凤在酱菜厂腌了二十年萝卜，二儿子焦跃进当乡长时徒步丈量完所有田埂，小女儿焦守军在前线包扎伤员时总揣着父亲的照片。最让徐俊雅欣慰的是，当小儿子焦保钢追捕逃犯负伤时，说的竟是“没给爹妈丢人”。1993年除夕夜，全家团聚的餐桌上，她破例喝了半盅黄酒：“你们爹要是在，该笑出泪了。” 离休后的徐俊雅反而更忙碌。兰考一中的礼堂里，她给孩子们讲治沙的故事，总要掏出个布包：“这是老焦用过的藤椅，上面的窟窿是被钢笔顶出来的。”2004年纪录片摄制组来访时，73岁的老人执意演示如何补衣服，颤抖的手指三次被针扎出血珠。导演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不是表演，是一个时代的针脚。” 2005年盛夏的开封殡仪馆，焦守云整理母亲遗物时，在樟木箱底发现个铁盒。褪色的党费证下压着张发黄纸片，上面是徐俊雅工整的钢笔字：“四十年，没伸手。”窗外蝉声如沸，远方的泡桐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某个关于坚守的古老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