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上午8点，新四军军部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枪毙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安徽肥东县青龙场。一支小型警卫队押着高敬亭，走向预定的处决地点。早晨的田野湿气很重，队伍脚下泥泞。高敬亭走在最前面，背脊挺得笔直。周围没有哭喊，也没有旁观者的骚动。执行命令的军官低头无言，气氛凝重。 命令来得很快，也很决绝。罪名是“反党”“抗令不遵”，还有“可能率部投敌”等等。要说这些指控，按后来的说法，既有历史复杂的缘由，也夹杂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误会与争斗。可在1939年6月的这一天，这位曾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也因坚持己见得罪不少同僚的指挥员，已经无路可退。 行刑前，高敬亭说得很简单：“死，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可怕。”他敬了个标准军礼，帽檐下的脸色很沉静。有人记得，当时叶挺还了个军礼，说了一句：“你是个真正的革命军人。”这一瞬间，谁都明白，人世间是非对错、功过毁誉，往往留给后人慢慢评说。 一声枪响，尘埃落定。青龙场的田野，一位将军的命运戛然而止。表面上这是新四军军部执行的严厉军纪，背后却是复杂的人性、组织矛盾和那一代人的生死抉择。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河南光山人，家里穷得响叮当。少年丧父，靠打短工、杀猪混口饭吃。1928年春，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也下决心跟着闹革命。不到一年时间，他失去了父亲、妻子和幼子，这份家国之痛，让他彻底变了个人。 从最早的农民自卫军到赤卫军，高敬亭一路靠胆识、用人和能打硬仗，逐步成了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骨干。他不是书生，也没念多少书，带兵打仗靠的是土办法、狠劲、谋略和铁腕手段。三年游击战，他手下的红二十八军人数虽不多，屡次和几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军周旋，还真把根据地红旗扛了下来。 说起高敬亭，人们的印象总是带着矛盾。他能带队打硬仗，身先士卒，也极会搞群体动员，可他脾气倔、性子直，有时对同事和下属的批评很不留情面。三年肃反期间，他又因“左”倾扩大化被后人诟病，曾经严厉清查、错杀了一些同志，成了组织内部的“肃反专家”。但在敌我难分、环境恶劣的游击区，这种风格又让他在队伍里威信极高。 抗战全面爆发后，鄂豫皖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短短一年，他把队伍扩充到近万人，先后组建了皖西抗日武装、皖东游击队和东北挺进纵队，在皖西、皖东打了不少硬仗。那会儿新四军正处于抗日和内部统一的夹缝中，组织架构复杂、指挥权分散。高敬亭本土根基深，“自家兄弟多、山头气重”，与中央派来整合队伍的干部和军部的指挥层时有龃龉。看似“山大王”，其实正是大时代留下的历史印记。 1939年初，皖南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东进皖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央反复催促“东进、东进”，而高敬亭始终迟疑。他的理由其实不难理解：手下多数是大别山土著战士，东进等于远离熟悉环境，背后还有桂系、顽军的重重夹击，风险极大。但这种“按兵不动”，让军部和派来的中央干部极度不满，担心他“各自为政”，最终形成尾大不掉。 到了1939年5月，第七团团长和政委两人还带警卫班集体叛逃，队伍内部怨气沸腾。中央和军部加大批评压力，甚至有意见认为高敬亭“有异心”。项英、邓子恢等高层多次讨论，最终选择了最严厉的处分，枪决。 其实，就在高敬亭被捕那几天，中央电令“暂不杀高敬亭，送延安学习”，但等电报传到青龙场时，人已经没了。叶挺当场失声痛哭，很多老战士也唏嘘感叹。几十年后，毛主席、刘少奇都公开表示“高敬亭不该杀”，此案最终平反昭雪。 历史走到这里，不得不让人唏嘘。一个既有重大功绩、也有突出缺点的将领，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子弹下。高敬亭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投敌者”。他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普通出身的中国农民，一路靠闯劲和坚持，走到抗战最前线。可惜，组织斗争和误会，让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 至于那一代人，他们的选择和遗憾，如今再回头看，只剩长叹一声。新四军后来浴血江淮，四支队的士兵又在新的指挥下继续南征北战。高敬亭的故事，也留在了青龙场的荒野和后人不断的争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