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新疆巴里坤被叛了军围困，总兵何琯率领四千人守军，苦守十三年。他们吃树皮、啃皮甲，宁死不降。光绪二年，左宗棠率军收复了新疆，就在戈壁滩遇见了衣衫褴褛的何琯等人。左帅含着泪问道：“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何琯答：“我们是天天盼着大帅来”。 同治四年深秋，浩罕汗国阿古柏的叛军席卷天山南北，甘肃肃州回民起义又切断了河西走廊的粮道。新疆各城相继沦陷，只有巴里坤这座边塞小城还在顽强抵抗。 总兵何琯接到撤退命令时，城内只剩绿营兵2400人、民勇1600人，存粮不足三个月。他当众焚毁了这道圣旨，对全军宣告：“巴里坤乃西域门户，弃城即弃国，与城共存亡”。 这一守就是整整十三年，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围城期间守军粮尽后“煮皮铠、掘草根为食”，最困难时连战马都被宰杀充饥。 何琯的战术颇具创意，他命令士兵用胡杨木制作“空心木炮”，涂黑后摆在城墙上，夜间轮流点燃火把制造“万炮齐发”的假象。《巴里坤守城册》显示，守军共制作此类伪炮137门，消耗胡杨木料两千余方。 更让人意外的是，何琯的军仓里一直存放着三万石粮食。这些粮食是同治八年从叛军手中夺回的，但他严令“兵食鼠雀，民食半饱，军粮颗粒不动”，要为将来的大军收复留作军需。 阿古柏曾三次派使者劝降，每次都带着金银和牛羊肉。何琯把肉分给百姓，将金银扔进粪坑，还当着使者的面射杀了一只信鸽作为回应。 光绪二年四月，左宗棠的西征军终于抵达巴里坤城下，守军误以为又是敌军来攻，何琯下令将最后三发炮弹装进唯一能用的劈山炮。直到看清大旗上的“左”字，这位五十六岁的老将才当场昏厥过去。 左宗棠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报中写道：“臣见其官兵形销骨立，衣衫百结，而军械旗帜鲜明如新，不禁涕泗交流。”重逢时，守军中能站立行走的不足一千人，其余都因长期营养不良卧床不起。 更令人震撼的是守军的战斗意志，收复乌鲁木齐时，五十名巴里坤老兵组成敢死队，他们“皆以布条束骨，负药突阵”。其中一位叫马大勇的士兵在家书中写道：“儿今食朝廷禄十三载，当以死报”。 何琯本人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左宗棠在奏折中用“骸骨支离而志节弥坚”八个字形容他和守军的状态。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压力让何琯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光绪五年病逝后，清廷追赠他振威将军。 这场被《清史稿》称为“西域守戍第一奇功”的保卫战，其意义远超军事层面。巴里坤的坚守牵制了阿古柏的主力部队，为左宗棠后来的西征创造了战略主动权。 从地理位置看，巴里坤是连接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进入乌鲁木齐的必经之路。如果这里失守，阿古柏就能完全控制新疆北路，左宗棠的收复计划将面临更大困难。 何琯守军的另一个贡献是保存了大量军需物资，除了那三万石粮食，守军还保护了城内的铁矿和煤矿，这些资源后来成为左宗棠军队的重要补给。《新疆图志》记载，仅巴里坤的铁矿就为西征军提供了两万斤生铁。 今天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仍保存着这段历史的痕迹，在古城遗址的西城墙内侧，考古队发现了光绪三年的“忠烈祠碑”，何琯的名字刻在阵亡者名单的最上方。 更有趣的是，当地哈萨克牧民至今保持着在何琯墓碑旁摆放馕饼的习俗。他们说这是为了纪念这位“不怕死的汉人将军”，因为他保护了包括哈萨克族在内的各族百姓。 2015年的文物普查中，考古人员在城墙遗址下发现了同治年间的铜炮药室，里面还有未使用完的火药。这印证了守军“留最后一发炮弹给自己”的誓言，宁死也不愿做俘虏。 巴里坤保卫战还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四千人的守军面对数万敌军的围攻，坚持了十三年之久，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即使是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也只持续了872天。 何琯和他的士兵用血肉之躯在戈壁滩上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长城，这道长城没有用砖石建造，却比任何工事都更加坚固，因为它建在人心里，建在对国土不可分割的信念上。 左宗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巴里坤之守，非守一城也，实守中华之西大门也。”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场保卫战的历史意义。 官方信源： 《巴里坤县志·忠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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