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4日，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在天津被执行死刑，行刑那天，朱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求情，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1983 年 9 月 24 日，天津部队医院的打靶场上，秋风卷着尘土掠过围观人群的脚尖。 当八十二名死刑犯被依次押解到位时，人群中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 排在第十七位的年轻人，尽管头发凌乱地盖着脸，熟悉他的人还是认出，那是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国华。 这一天，他刚满二十五岁，因流氓罪、强奸罪被执行死刑，整个朱家没有一人为他求情。 朱国华的堕落，藏在天津铁路分局指挥部那间靠窗的办公室里。 1981 年他刚到单位时，上级陈光中曾对这个 “红三代” 刮目相看：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给老同志泡茶时会把杯把转向对方，加班整理调度报表时连小数点都核对三遍。 那时的他，似乎承袭了朱德元帅的家风 —— 朱琦（朱国华父亲）在铁路系统当学徒时，曾因迟到被朱德要求当众做检讨。 姑姑朱敏在北师大当教师，几十年用的都是带补丁的教案本。 转折发生在 1982 年夏天。朱国华开始频繁缺席早会，有时带着一身酒气来上班，办公桌上渐渐出现外文色情画报。 陈光中扣他奖金，他却掏出一沓外汇券：“这够抵半年工资了吧？” 后来才知道，他常和一群高干子弟在和平区的公寓里聚会，用录像机播放走私来的淫秽录像，还把女孩骗到现场强迫发生关系。 有次他带着同伙闯进天津某纺织厂宿舍，将两名女工拖到郊外，犯下轮奸罪行，受害者事后因羞耻不敢报案，直到 “严打” 开始才鼓起勇气揭发。 警方卷宗里记录着更触目惊心的细节：1978 年至 1983 年间，朱国华伙同他人，以 “介绍工作”“参加舞会” 等名义，先后诱骗、胁迫二十八名女性。 其中八人被强奸，七人被猥亵，最小的受害者年仅十六岁。 他甚至利用祖父的声望威胁对方：“敢说出去，让你全家在天津待不下去。” 这种有恃无恐的嚣张，与朱德 “不许搞特殊” 的家训形成刺眼对比。 当年朱德看到孙子们穿的确良衬衫，都会严肃叮嘱 “农民还穿打补丁的衣服，你们不能忘本”。 1983 年 “严打” 风暴的来临，让这起案件成为全国焦点。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拍板：“对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打击，不管是谁的子女，犯法就得办。”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秩序面临转型期的挑战，唐山 “菜刀队”、内蒙古特大杀人案等恶性犯罪频发，民众对 “法治平等” 的呼声空前高涨。 朱国华的身份特殊，案件处理结果被视作 “法律是否能打破特权” 的试金石。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里，朱国华的辩护律师曾试图以 “初犯”“年轻冲动” 为由请求从轻量刑。 ，但公诉人当庭宣读的受害者证词与同伙供述，让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尤其是当提到他曾炫耀 “我爷爷是朱德，谁敢动我” 时，旁听席上响起愤怒的议论声。 9 月 18 日，法院以流氓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朱国华死刑，同案的五名同伙也分别获刑。 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三天后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 ——“严打” 期间，案件审理实行 “从快” 原则。 且对恶性犯罪 “绝不姑息”，特权在此刻失去了任何通融的空间。 行刑当天，朱国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被押上车时始终低着头，没人看清他的表情。 围观人群里，有人举着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标语牌，这八个字像一记重锤，敲在那个还残存着 “特权思想” 的年代。 消息传开后，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接到不少说情的电话，她只回了一句话：“朱德活着也不会同意搞特殊，法律面前没有例外。” 这位始终以 “普通党员” 自居的革命老人，深知朱德的脾气。当年朱琦因病去世，组织上想给其遗孀安排舒适的工作，朱德摆摆手：“让她自食其力，别给国家添麻烦。” 孙子朱全华从部队转业想回北京，朱德瞪着眼说：“去基层锻炼，别想着靠爷爷。” 在朱德的遗嘱里，除了将存款作为党费上交，还特意嘱咐 “子女后代要遵纪守法，不许搞特殊化”。 朱国华的堕落，无疑是对这份家训最沉痛的背叛。 这场发生在 1983 年的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揭示了少数特权阶层后代对自身约束的松懈，以及环境对人的腐蚀； 另一方面，它以最决绝的方式证明，在法治面前，任何身份都不能成为脱罪的理由。 朱德元帅用一生坚守的 “原则”，最终在孙子的悲剧里，以一种沉重的方式得到了印证。 正如他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我的家不能有特殊公民。” 参考来源：（中国作家网——朱德儿媳赵力平：悲欣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