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的弟弟杨振汉，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北京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上海外经贸委主任，他的贡献可一点不亚于哥哥杨振宁。 杨振宁先生的弟弟杨振汉，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北京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上海外经贸委主任，他的贡献可一点不亚于哥哥杨振宁。 一提起杨家，大伙儿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肯定是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泰斗杨振宁先生。这太正常了，毕竟“杨-米尔斯理论”的光环实在太耀眼。但很多人不知道，在璀璨的星光背后，杨家还有一颗同样分量十足的“星”，那就是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 聊起杨振汉先生，就得先从他们那个“神仙家庭”说起。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也是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母亲罗孟华是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想不成才都难。 不过，和从小就展现出惊人数学天赋的哥哥不同，杨振汉的道路，是另一番光景。他没有走上纯理论研究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实打实的工科。 杨家兄弟都在清华园里长大，耳濡目染的都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氛围。但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兄弟俩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杨振宁一头扎进了理论物理的浩瀚宇宙，去探寻物质世界最底层的奥秘。而杨振汉呢？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 这选择本身就很有意思。在那个年代，学工科，意味着要跟机器、图纸、工厂打交道，是典型的“实干兴邦”的路子。从交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上海的柴油机厂。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出色的管理能力，一直做到了总工程师。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五十年代的上海工厂，车间里机器轰鸣，油污和汗水交织。年轻的杨振汉，穿着工装，拿着图纸，跟工人们一起研究技术难题。这种生活，和他那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里，用粉笔和黑板推演宇宙公式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哥俩，一个仰望星空，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在为人类的知识边界开疆拓土，另一个在为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添砖加瓦。谁比谁更重要？这问题根本没法回答，因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为民族做事。 说实话，活在杨振宁这样的天才哥哥的光环下，压力该有多大？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心态失衡了。但杨振汉没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安安心心地在自己的领域里深耕。这种平和、踏实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 如果说在工厂的经历只是小试牛刀，那么真正让杨振汉大放异彩的，是他后来在上海外经贸委主任这个位置上的十年。 时间来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上海，作为中国的“龙头”，被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吸引外资、搞活贸易、技术引进……这些都是全新的课题，没经验可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时候，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杨振汉，被委以重任。 他这个外经贸委主任，干的可不是喝喝茶、签签字的轻松活。当时上海要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要和德国大众搞合资汽车厂（就是后来的上汽大众），要规划浦东的开发开放……每一件，都是硬骨头。 咱们今天看上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但回到四十年前，那是一片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土地。跟外商谈判，怎么谈？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让对方有钱可赚，愿意把技术和资金拿过来。这个分寸的拿捏，考验的不仅是商业智慧，更是政治远见。 据一些当年的老同事回忆，杨振汉的谈判风格，是典型的“技术派”+“实干派”。他不爱说空话套话，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合作里的关键点。外商有时候想在技术上“藏一手”，常常被他问得哑口无言。因为他自己就是总工程师出身，懂行，骗不了他。 上海第一家合资企业“迅达电梯”，还有后来的“大众汽车”、“贝尔电话”等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上海制造”名片，背后都有杨振汉和他团队的无数心血。他就像一个低调的“操盘手”，在改革开放的棋局上，为上海落下了一颗又一颗关键的棋子。 哥哥杨振宁的贡献，是写在物理教科书里的公式和理论，是看得见的诺贝尔奖章。而弟弟杨振汉的贡献，则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血脉里。它变成了浦东新区的摩天大楼，变成了外高桥保税区的繁忙货轮，变成了千千万万上海家庭里用上的第一台彩电、第一辆桑塔纳。 这种贡献，不那么具象，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恰恰是一位真正实干家的伟大之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杨振宁和杨振汉，虽然走的路完全不同，但兄弟俩的感情一直非常深厚。杨振宁晚年选择回国定居，除了故土难离，弟弟在北京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感牵挂。 他们兄弟几个，名字连起来是“宁、平、汉”，寓意着“安宁、和平、汉家天下”，寄托了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最朴素的期望。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一个在科学的殿堂里为国争光，提升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一个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披荆斩棘，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