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总理曾经的妻子，我想见一见他！”1953年，一妇女来到中南海求见周总理。相见后，周总理紧紧握住她的手，感慨道：“可算又见到你了，当年多亏有你啊！”   中南海西花厅的会客室里，邓颖超紧紧拉着范桂霞的手，用当年在广州闹革命时学会的粤语亲切地交谈，仿佛眼前的不是阔别二十六载的故人，而是昨天才见过的邻家姐妹。   周总理坐在一旁，目光不时落在范桂霞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略显粗糙的手上，眼神里满是感激与感慨。   范桂霞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老旧的瑞士表。她将手表递给总理，表蒙上有一道清晰的裂纹，但秒针依旧在坚定地走动。   总理接过手表，指腹轻轻摩挲着表链上熟悉的划痕，一瞬间，时光回到了1927年那个血雨腥风的秋天。   那是一段中国革命几乎要被掐灭火种的至暗时刻。南昌起义失利，作为前委书记的周总理此时却突然得了重病，持续高烧，陷入深度昏迷。   在敌人的天罗地网中，将他安全转移并救治，成了一项万分紧急且极度危险的任务。党组织决定将他秘密送往香港，并为他安排了一个丝绸富商的身份作掩护。   万事俱备，只缺一位能以假乱真的富商太太。这个角色，必须胆大心细，熟悉环境，最好还能懂些医理。重任最终落在了年仅22岁的党员范桂霞肩上。   在香港油麻地一处隐秘的住所里，范桂霞第一次见到了组织上要求她照顾的李先生，那个躺在床上、脸色焦黄、生命垂危的周总理。没有任何犹豫，她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   在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她既是护士，也是哨兵。她遵照医嘱，每隔一小时就用手探一次额温，用汤匙一滴一滴地喂药喂水。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周总理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身体稍一好转，周总理便立刻投入工作。这间小小的病房，很快成了广东省委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点。范桂霞则扮演着李少奶奶的角色，为他站岗放哨。   她每天挎着菜篮子出门，实则是为了获取情报、传递消息，同时甩掉盯梢的特务。她利用自己对市井生活的熟悉，多次机智地化解危机，确保了总理在港期间的安全和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段在刀尖上共同度过的三个月，让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临别时，周总理将那块随身多年的瑞士表赠予范桂霞，既是感谢，也是纪念。他郑重地对她说：“坚持斗争，迎接胜利。胜利一定会到来！”   谁知这一别，再见已是换了人间。范桂霞继续投身革命，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她与组织失去联系，与同为党员的丈夫潘耀芳回到云浮老家，以教书为掩护，继续播撒革命的火种。   抗战时期，她的家成了我党在当地重建组织的重要联络站，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为人知的贡献。而那块手表，则成了她心中最宝贵的信物，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   重逢的喜悦过后，周总理和邓颖超留范桂霞在家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饭桌上，周总理详细询问了她这些年的经历。   当得知她在四一五政变中家破人亡，父亲为保护她惨死，后来又与组织失联，靠教书独自抚养子女时，周总理感慨万千。   他安慰道：“那时候南方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你找不到组织并不奇怪。”他叮嘱秘书，一定要为范桂霞买好回广州的火车票，并派车将她送到车站。   这次会面后，范桂霞与总理夫妇恢复了联系。1963年，范桂霞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正是周总理的一封亲笔信，给了她战胜病魔的无穷力量。   1973年，已近古稀之年的范桂霞抱病再上北京，她只想再见总理一面。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办公室的同志多次探望，详细了解情况，并亲自过问，帮助她解决了困难。这是周总理对一位普通同志、一位生死之交，最后的关怀与守护。   范桂霞这位出生于广东佛冈医生家庭的女性，早在学生时代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在革命的大潮中，她失去了父亲和妹妹，却从未动摇过信仰。   她的一生，没有显赫的职位，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每一个历史的关口，都做出了无愧于心的选择。   从掩护周总理，到支持地方党组织重建，她融入了革命的江河，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1994年，89岁的范桂霞在广州病逝。在她床头的遗物中，那块历经近七十年风雨的瑞士表，依旧在静静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