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让所有的美国导弹打不到中国！他是继钱学森以来，国家非常重视的人才，连美国人都非常忌惮他，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反导专家”陈德明！   陈德明的一生是不畏艰难的一生，小时候的他面对亲人的接连离世，即便是面对他人的恶语，心里再难受，也没在人前掉过泪，只是闷头干活。   要不是小姨咬着牙供他读书，恐怕他早就辍学在家了，这段艰难求学的日子培养了他不服输的性子。   当《飞向太平洋》里的运载火箭升空时，点燃的，还有一个17岁少年的梦想。   在高考填志愿时，他盯着国防科技大学航天动力学专业的名字，没半点犹豫，毕业后学校想留他任教，他却收拾行李去了酒泉导弹基地，“坐在办公室里教理论，不如到一线实实在在做点事”。   这样的选择，让人想起另一位科学家陆元九。   当年陆元九放弃美国的优渥条件，带着两麻袋技术图纸历经 11 年回国，只为给新中国的航天事业搭起架子，陈德明和他一样，都在人生的岔路口选了最难走的那条路，背后是同一份信念：国家的事，总得有人扛。   酒泉的日子，比他想象的更糙，六十多号人挤在一间大通铺办公室，冬天暖气跟不上，手冻得握不住笔；夏天像个蒸笼，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基站的设备非常老旧，一台老掉牙的计算机，就是全站的唯一设备，想要算个数据，都得吱呀吱呀的磨半天。   而戈壁滩的沙尘暴是常客，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每次风沙过后，试验设备上都蒙着厚厚一层沙，他带着团队跪在地上，用软布一点点擦，生怕磕坏了零件。   基地旁边有片烈士陵园，埋着不少早年的科研人员，陈德明常去那里转，听守陵人讲那些前辈的故事 —— 有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戈壁，有人在试验事故中没了，墓碑上连张清晰的照片都没有。   “他们能守在这里，我凭啥不能？” 他咬着牙，把 37 本外文技术手册翻得卷了边，笔记记了十几本，连书页空白处都写满了公式推导。   1993 年，他琢磨出个 “一箭多雕” 的法子，一次试验能同时测好几个数据，这方案后来成了导弹试验的标配。   有次搞新型战术导弹定型，他把传统试验流程拆了重排，试验次数减了近一半，效果反倒更好，研发进度一下子提了上去。   就在陈德明对研发情况眉头稍稍舒解时，美国在在海湾战争里，用“爱国者”把“飞毛腿”打下来的画面，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淡去，他紧缩眉头思索着，盯着地图上的导弹轨迹，突然意识到：反导系统才是国家的硬盾牌。   那时候中国反导技术刚起步，他先从地面拦截研究起，后来发现这法子防御范围小，还容易造成附带伤害，便提出要在空中拦截。   这话一出口，不少人摇头，空中拦截就像在几千公里外，用一颗子弹打中另一颗飞行的子弹，难度太大了。   陈德明没辩解，带着团队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白天顶着沙漠的烈日调试设备，仪器烫得能煎鸡蛋；晚上就着煤油灯算数据，蚊子嗡嗡地围着灯转。   有回连续三个月试验数据都不理想，团队里有人泄了气，他把行军床搬到监控屏前，盯着跳动的曲线说：“数据不会骗人，肯定是哪里漏了。”   在他的坚持下，不断观看监控录像，终于在导弹飞行中看出了端倪，这里面的微小扰动可能就是问题所在。   意识到这一点的陈德明，赶忙带着团队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经过修正，模型的拦截精度有了很大的提升，进步了30%。   随后，西北的荒漠里上升了一团火花，在反导拦截上面，终于取得了首次实验的胜利，当指挥大厅里掌声雷动时，连续 72 小时没合眼的陈德明，只是揉了揉发红的眼睛，“这才刚开始”。   他心里早就盘算着下一步 —— 搞 “一弹多星”，让一枚拦截弹能对付多个目标。   敌方导弹不仅飞得快，还会变轨、放诱饵，这事儿在当时被不少专家判了 “不可能”。   但在陈德明这里，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让他没有放弃，他每天都在处理数据，这些数据多的根本数不过来。   数百次试验后，当屏幕上多个目标同时被锁定拦截的那一刻，他才端起桌上凉透的茶水，喝了一大口。   在酒泉待了二十多年，陈德明回家的次数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妻子带着孩子来基地探亲，他往往在试验场一待就是两三天，回来时孩子都快认不出他了。   他办公室里摆着台老式计算器复制品，按键上的数字磨得发亮，那是他当年每天趴在桌上算数据磨出来的。   如今中国反导技术能站上世界前沿，背后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戈壁滩的风沙里啃技术硬骨头，在实验室的灯光下熬白了头，把国家的安全扛在肩上。就像陈德明常说的，反导是场接力赛，每个人都得跑好自己这一棒。   想想也是，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反导系统，中国航天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就是靠着这样一代代人吗？   他们不怕条件苦，就怕技术上不去；不怕名气小，就怕国家不够强，这种把日子过成攻关课题的劲头，才是真正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