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曾有这么一件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
报道一出,顿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许多人纷纷感慨:那个早在30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巾帼英雄,不仅尚在人间,而且她要复出了!
同时,人们也在纷纷猜测:自1938年突然消失于革命舞台之后,接下来的41年间,贺子珍都去了哪里?

1909年,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是乡绅贺焕文的长女,原名“桂圆”。
由于家境较为优越,贺子珍早早接受了优良的现代教育。
1926年,当北伐军进入永新县时,贺子珍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女性,她号召着乡亲们紧跟革命步伐。

秋收起义之后,贺子珍与毛主席在井冈山,以“吃一顿饭”的形式走到了一起,一段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井冈山之恋”自此开始。
在战士们的眼中,贺子珍完全没有一丝“大家闺秀”的模样。
她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党员,也是一个即便身怀六甲,也要持着双枪满山追敌的奇女子。
贺子珍曾为毛主席诞下3子3女,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第5个孩子李敏。
之所以姓李而不姓毛,是因当时革命形势严峻,毛主席曾化名为“李得胜”。

1935年,贺子珍参加长征,是当时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女性。
长征经过盘县,被敌机发现,为了掩护队伍中的伤员,贺子珍顾不上敌机投下的炸弹,毫不犹豫扑在了伤员钟赤兵的身上,自己却被爆炸的弹片击中。
此次负伤,贺子珍的身上共被扎进17块弹片,由于医疗条件所限,缺乏麻药,众人只能将她牢牢按住,用镊子将比较浅的弹片夹出。
部分弹片深入体内、扎入骨头,由于当时无法处理,也就一直伴随着贺子珍的一生,直到后来火化,这些弹片仍在。
1950年的时候,贺子珍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心怀家国的贺子珍终其一生,都没有领取过残疾军人抚恤金。

长征结束,由于伤病难愈,贺子珍无法继续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而毛主席则是日益繁忙,这也使得夫妻关系有所疏远。
1937年,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与毛主席大吵一架之后,决定前往上海治疗。
此时上海已经沦陷,贺子珍转往苏联。
这一次的分离,倔强的贺子珍是带有“负气出走”情绪的,这也使得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关系走向了转折点。

到了苏联之后,贺子珍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又于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
故而,这也是闻名遐迩的“毛主席之妻”在1938年之后,突然从革命舞台上消失的原因。
1938年,贺子珍在苏联产下一子,然而幼子仅仅数月便已夭折。
贺子珍曾与毛主席通信,说自己非常想念女儿李敏,隐约也有透露出回国的想法,毛主席并未回信,但也专门将李敏送到了苏联陪她。
而此时,江青也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1943年,李敏重病,经历过丧子之痛的贺子珍说什么也不能再让悲剧重演,因此多次向院长请假,以便照顾女儿。
然而,对于贺子珍的诉求,苏联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并不同意,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争吵。
由于此时的贺子珍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之妻”,院长显得极为强势,并将贺子珍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直到1947年,王稼祥夫妇去到苏联,得知此事之后,说什么也不肯相信贺子珍在精神上出了问题,力保她出院。
贺子珍与王稼祥说,自己想要回国。
在得到毛主席“同意回国”的批示之后,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回到了哈尔滨。
贺子珍也于此时得知,在自己离开之后,毛主席仍对她的家人极为照顾,并为她的母亲温吐秀老太太养老送终,贺子珍的心中是极为感动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曾说:“贺子珍是老革命同志,她来北平工作,也是实事求是的历史选择。”

但由于种种原因,贺子珍最终没有去到北京,而是改道上海,在哥哥贺敏学的家中住了下来。
陈毅元帅离开上海赴京上任之后,又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贺子珍在此住了将近30年。
贺子珍惦念着毛主席,曾于1950年给他去信,毛主席回信说:“你要保重身体,看看我们当年拼命的结果,看看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有多好。”

1959年,贺子珍应好友邀请,前往庐山游玩。
这一次庐山之行,贺子珍见到了阔别22年的毛主席。
嘘寒问暖,听罢贺子珍讲述的苏联遭遇,毛主席不由叹息道:“当年你到兰州时,我曾打电话给谢觉哉,让他帮我劝你,你还是不听,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山之恋”,到了此时不免又令人唏嘘不已,两位老人相对无言。
这一次见面,两人都等了22年,而这也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相见。

1976年,毛主席在弥留之际,已经难以开口说话,看着旁边的爱女李敏,他艰难地用手画了一个圆圈。
李敏的泪水,在那一瞬间汹涌而下,她知道父亲是想见一见母亲,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正是毛主席指尖所画的那个圈。
从收音机中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贺子珍坐在房间里良久无言,见到李敏来喊她,她只紧紧攥着李敏的手,念叨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不在了呢。”

贺子珍的身体向来不好,在得知如此噩耗之后,她的身体日益衰弱。
自1977年开始,每一年的9月9日与12月26日,中央都会将各地的老红军、老干部接到北京,以便他们瞻仰毛主席遗容。
贺子珍也在受邀之列,然而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贺子珍去北京的事情也是一拖再拖。

1979年,动荡的尘埃已经落定,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与会人员提议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
得知此事之后,贺子珍显得格外高兴:“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没想到组织还记得我!”
对于名头与待遇,贺子珍已经不在乎,她高兴的是自己能够重新工作:“我还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我会努力把身体搞好,好好工作!”
同时,贺子珍也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她想去北京看一看毛主席纪念堂,看一看自己曾经的丈夫。

1979年9月3日,距离毛主席逝世3周年的纪念日还有几天,贺子珍乘坐中央派出的专机抵达北京。
刚一下飞机,贺子珍就强烈要求,希望能够立刻前往纪念堂。
出于贺子珍身体的考虑,她的女儿、女婿、外孙女,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劝她,让她先休养几天,并对她说道:“一定不能大声哭,要注意身体。”
1979年9月8日,工作人员将贺子珍从北京解放总医院接出,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尽管已经无法下地行走,但坐在轮椅上的贺子珍依然尽力挺直身子,以表示对她心中这位伟大导师的尊重。
在纪念堂的北大厅,贺子珍默然无语,她为毛主席献上了一个心形花圈,上边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心的形状,代表着二人患难与共的十年伴侣生涯,一声“战友”,代表着他们共同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深厚情谊。
在女儿女婿的搀扶下,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的白玉坐像旁边,相机的快门声响,她与毛主席的最后一张“合照”,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

一个已离人世,一个垂垂老矣,天人永隔之苦,莫过于此。
在瞻仰毛主席遗容之时,贺子珍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哀伤,泪水滚滚而下。
之后,贺子珍去到了人民大会堂,去到了毛主席卧室。
在毛主席的卧室之中,贺子珍再一次情绪失控,掩面痛哭。
或许,她是看到了什么曾经与毛主席一同使用过的东西吧?
睹物思人,空余无边惆怅。

被送往北京301医院之后,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便提出要回上海。
为此,上海方面感觉十分为难,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若是重新回到湖南路262号居住,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该怎么抢救?
多方考虑之后,组织决定将贺子珍安排到上海华东医院。

1984年4月14日,身在福建的贺敏学接到女儿的电话,说姑妈的肚子疼得厉害,她的气色十分不好,并且高烧不退,伴随着大小便出血的症状。
当时,贺敏学正受命筹组福建省顾委,得知此事之后十分为难,在省顾委筹备组的说服下,夫妻二人这才匆匆赶回了上海。
贺子珍的神智仍算清醒,看到贺敏学夫妇之后,她吃力地说道:“哥哥嫂嫂,我怕是不行了。”
主治医师向贺敏学介绍,贺子珍除了中风偏瘫之外,还有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因而高烧持续不退。
为此,贺敏学向医生建议,给贺子珍服用安宫牛黄丸,因为这是退烧急救的良药。

在服药之后,贺子珍的高烧退了下来,神智也较为清醒了些,然而谁都没预料到,这其实是回光返照。
4月18日,贺子珍的病情加重,体温再次升到40度以上。
4月19日17时许,贺子珍走完了她充满传奇而又满是坎坷的一生,终年75岁。
命运,确实给了贺子珍太多的不幸,但她却以自己的顽强斗志,奋斗了一生。

贺子珍的后事应该怎么办?她的葬礼应是怎样的规格?她的骨灰又将安葬何处?
一时之间,许多人都犯了难。
上海市委有领导表示,贺子珍的葬礼应该从简,她的骨灰就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

对此,贺敏学表示不同意,贺子珍作为一个革命历程悠久的老红军,也受到了许多委屈与不公,为何不能有追悼会?
并且,贺子珍在上海的时间虽然很长,但她不是上海干部,她的档案也不在上海,贺子珍是中央干部,骨灰为何要放上海?
再者,贺子珍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为何不能将她的骨灰放到北京?既能让她靠近毛主席,也方便女儿女婿去看,至于放不放八宝山,放八宝山的哪一室,这应该由中央决定。
既然有了分歧,上海市委又没法做主,便去电请示中办。
中办的工作人员也是拿捏不定,只得又将文件转交到邓小平的手中。

邓小平仔细阅读文件之后,猛地一拍桌子:“贺子珍是走过长征的老革命老战士,应该有的规格待遇必须要有,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她的骨灰应该放在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
邓小平的这一番话,既是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也代表了组织对于贺子珍的尊敬与肯定。
贺敏学听到之后,神情激动地说道:“中央没有忘记贺家,小平同志对贺家是了解的。”
是啊,贺家又何止贺敏学、贺子珍?早在革命年代,贺家整个家族,就有数十人为了革命而献身,这是一个英雄的家族。

贺子珍的遗体于上海火化之后,骨灰由专机运抵北京,被送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1984年4月25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通稿,全国的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这,就是历史给予贺子珍的盖棺定论。

一切尘埃落定,李敏也收到了上海市委转交的贺子珍遗物。
东西不多,就只装了两个皮箱。

这两个皮箱,是贺子珍早年从苏联带回来的,直到去世也还是这么些东西。
除了两袖之清风,除了嵌在体内50年之弹片,贺子珍没有再留下什么。